第二部分清理废墟
第四章回家
年5月，逾万“战争流离人员”被困在德国，等待被遣返回国，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样的人还有差不多多万，他们中一些人思乡心切，有些除了不想回家，去哪儿都成。其余的人则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比如流落乌克兰的波兰人、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藏身南斯拉夫的白俄人、逃难到哈萨克斯坦的犹太人等等。在亚洲，流离人员的数量同样庞大：万日本人被困在亚太各地，其中一半是平民。多万客居日本的朝鲜劳工依然寄人篱下。成千上万的澳洲、欧洲和美国战俘则散落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印尼人和其他亚洲人则被迫为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工程卖命。多达18万亚洲人参与修建了泰缅铁路，其中只有约一半人活了下来。
但凡是战争都会导致流离失所。年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致使万人背井离乡。二战所引发的人员流散规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现实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比方说：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欧洲，这些灾难背后的主要元凶是德国人，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及其边疆地区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样导致生灵涂炭。
对我父亲而言，回家的想法并不复杂。年，盟军解放荷兰部分国土、并切断他老家和德国之间的联系后，他和家里人的通信就中断了。即便如此，他至少还有家可回。年夏天，他从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座英国收容站出发，先后乘坐英军卡车，而后转火车，再换公共汽车，被送至荷德边境。边境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的接收委员会对他和其他返乡的荷兰人进行了盘问，调查他们在德国做工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那些被怀疑自愿效劳的人不光失去了领取食品配给的权利，而且还面临着麻烦。从这种麻烦上，可以管窥未来几十年一直困扰荷兰人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像覆盖在民族伤口上的旧疮疤，一遍遍地被人揭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勇士，谁又是懦夫；谁卖国求荣，谁抗击外敌；谁是英雄，谁又是恶棍。（当然，实际上很少有非此即彼的那类人。）想要在欢迎声中回家，之前的路途可谓颇费周折。话说回来，盘问我父亲的人倒是彬彬有礼，他对此印象深刻：在习惯了当官的朝他大吼大叫后，他对这种礼貌已经有些不适应了。
到达家乡奈梅亨后，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他离开柏林时，这个城市已经满目疮痍，可以说他见惯了破坏。但即便如此，走过奈梅亨古老的市中心时，他一定没有了方向感。原先许多气派的建筑都不见了，有些可追溯至中世纪。年，美国人的一场空袭搞错了目标，结果这些古迹遭了殃。父亲多年来一直渴望回家，但突然间他却心生怯意，以至于离家不远了，他却难以迈开步子。个中原因他已记不太清了，也许是因为无法确定双亲是否还健在，或者老房子还在不在。抑或者，他也许担心魂牵梦萦的团聚会让人尴尬；他不在的时候，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后他还是回了家。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团聚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也很快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并重新融入社会。父亲是幸运的。
反观其他人，流离失所的状态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而且回家也只会收获失望，甚至还有更糟的下场。曾经遭遇的极端经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道理解上的鸿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一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活下来的人，怎么可能让家乡人理解他或她曾经历过的事呢，更何况这些人甚至连灭绝营都没听说过？
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Kertész）在年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一书中就谈到了这种理解鸿沟。作者本人是归化了的布达佩斯犹太人，曾被囚禁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遣送时年仅14岁，所以是在集中营里长大成人的。作家在小说里塑造了捷尔吉（Gy?rgy）这个有他自己影子的人物。捷尔吉回到布达佩斯，身上还穿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配发的破破烂烂的条纹囚服，他脸庞消瘦，满是斑痕，像个老头。老家的房子里住着一群陌生人，他们充满敌意，形迹可疑，见到捷尔吉后便狠狠关上了门。对于集中营的生还者，特别是犹太人而言，这种经历并不鲜见。因为人们不指望犹太人还会回来，如果真回来了，只会对他们冷眼相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设法滞留在布达佩斯的昔日犹太邻居重逢只会让捷尔吉更加痛苦。他们告诉他：“国内日子也不好过。”得知他曾被关在哪里后，邻居给了捷尔吉一条善意的忠告：他应该“忘了恐怖的经历”，一心只想未来。这样的话捷尔吉之前也听到过。他在电车上遇到一位热心人，一名“民主派”记者，后者告诉他：最重要的是“纳粹的地狱火坑”总算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
捷尔吉没法让人们明白他并未去过什么地狱，他的经历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成分，他待的地方是集中营。他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只想着未来呢，难道过去只是做了个噩梦？或看了部恐怖电影？集中营的生活既非出于自愿，也谈不上舒适，但这终究是生活，是他的生活。你无法忽视这一延续性。问题在于，没有经历过相似情景的人，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愿去想象，于是就遁入了抽象的话语，一会儿“地狱”，一会儿“恐怖”，而这些东西应该尽快被抛之脑后。
凯尔泰斯在小说结尾描写的那些人物——记者、捷尔吉的邻居施泰纳先生、弗莱施曼夫妇——都对捷尔吉抱有善意。但战时留在国内的人，后来在面对集中营幸存者或其余归国人员，譬如战俘或第三帝国客籍工人时，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友好和温情。吃苦受难本来是件很个人化的事，但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因此才有了“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
犹太幸存者重返故乡，不管是回到波兰等经历血雨腥风的中欧国家，还是回到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他们有时遇到了冷若冰霜的对待。这种情况同一种模糊的、未完全泯灭的良心负罪感有一定关联，此外也源于反犹主义偏见。在经过了若干年德国占领军宣传大棒的教化后，这种偏见其实更可能是不减反增了。
这一点不止在通敌者和纳粹同情者身上得到了印证。年，荷兰南部光复后，一个名叫内蒂·罗森菲尔德（NettyRosenfeld）的女青年终于可以告别躲躲藏藏的日子了。她来到一家荷兰抵抗运动管理的广播电台求职，却被告知罗森菲尔德这个姓氏不适合干广播这行。毕竟，她要理解，已经有足够多的犹太人为“重生荷兰”广播公司（RadioHerrijzendNederland）工作了，这家电台甚至被起了个绰号，叫“重生耶路撒冷”。犹太人经历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们肯定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别想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期待还能主宰社会——这可是好言相劝。
年9月，一个名叫齐格弗里德·古德斯密特（SiegfriedGoudsmit）的人在《准备报》（Paraat）这份荷兰抵抗运动创办的左翼报纸上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
一个公交车站。乘客们正在等候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车。人群中有两个犹太人。其中一个坐在凳子上……某位非犹太“女士”对此不能接受，她告诉犹太人他应该站着。“其他人才有权坐这个位子”。您说得对，太太，要是我身体健康的话一定站着，但我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后，十分虚弱，最近刚出院。您也看得出来，我身子骨依然很弱。“他们真该把你留在集中营，你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够多的了……”
纳粹集中营的其他生还者被告知，不是只有他们才吃过苦；荷兰人也在挨饿，或丢了自行车，或如何如何不幸云云。犹太人被奉劝不要老是提要求，也不要太得理不饶人。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
曾经隶属于抵抗运动的报纸《爱国者》（DePatriot）发表过一封讨论战后荷兰反犹主义问题的读者来信。这封信刊登于年7月2日：
毫无疑问，犹太人正是由于遭受过德国迫害，博得了荷兰人民的巨大同情。现在犹太人有必要见好就收，别太过分；他们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感恩的义务，而表达这种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尽他们所能，为那些代犹太人受苦受难的荷兰人提供补偿。犹太人应该感谢上苍，他们从集中营里活着走了出来。这份（来自荷兰人的）同情也可能被人弃如敝屣……他们（犹太人）真的不是唯一吃过苦的人……
如此看来，多数犹太幸存者选择保持缄默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年大约15万荷兰犹太人有四分之三未能活下来，他们保持缄默；对于只有区区0人从集中营返回家乡，他们保持缄默；对于荷兰官僚、警察和法官积极协助纳粹刽子手屠犹，他们保持缄默；对于犹太人被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往外遣送时荷兰人的噤若寒蝉，他们一样保持缄默。
战后最初几年里，荷兰一口气兴建了大批战争纪念碑，有为抵抗运动战士立的，有为阵亡军人立的，有为民族苦难立的，也有为英雄烈士立的。第一块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立于年，位于阿姆斯特丹，靠近昔日犹太市场、17世纪葡萄牙犹太教堂和犹太人住宅区的交界处。这些宅子的主人曾经被人拖出家门，房子自此空置，里面的东西继而被瓜分，什么也没剩下。纪念碑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顶端有一颗大卫星，表面刻着五幅浮雕，分别描绘爱、抵抗、坚韧，以及荷兰人的悲恸这几个主题。这座纪念碑名叫“犹太感恩纪念碑”。
事实上，犹太生还者的存在让人尴尬。因为在战后废墟上匆匆构建起来的英雄事迹根本和他们无关。不管在荷兰、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想忘记一些不太光彩和叫人难过的往事。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从小到大，老师自豪地给我们讲荷兰人民抵抗外敌的故事——大多是些小题大做的段子，比如德国兵跟人问路时，故意给他们指错方向，等等。
我年幼时最喜欢的儿童作家是诺雷尔（K.Norel），他的书讲的都是抵抗运动小战士的英勇行为，标题个个起得慷慨激昂，譬如《赶走暴政》，《待命，儿童团》，《抵抗和胜利》。然而，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英雄名单里都没有犹太人的位置。陈旧的偏见并未消逝。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诺雷尔的《赶走暴政》：“犹太人也许不是英雄，但他们真的很精明。只有在纳粹开始搜刮犹太人的财富和资产时，他们方才觉醒并发动报复。他们精到骨子里了，所以才没让敌人卷走上百万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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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狂野报复后，戴高乐政府决意弥合法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做法是营造一种多数公民都曾英勇抗击德国人的假象。然而，尽管这一功利性的自我麻醉也许有其必要性，但回乡的战俘却同犹太人一样，与其基调格格不入。这些邋里邋遢的男人，穿着磨破了的老式军装。作为年耻辱战败的责任人，法国自然不会轰轰烈烈庆祝他们回国。在“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中（这是巴黎解放后第二天戴高乐的原话），没有这些人的位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还能领到食品配给券，拿到一些现金，让医生给他们做一次体检，最后还能光临几个放《马赛曲》的酒吧（前提是他们人数够多，值得奏乐欢迎）。
维希政府曾把战俘描绘为一群勇士，他们忍受牢狱之灾，为的是保全法国的荣耀，这些宣传在战后给回乡的战俘帮了倒忙。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罗杰·伊科尔（RogerIkor）于年5月被俘，虽然他有犹太血统，但还是和其他法国战俘一样被关押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大牢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被人噤声，无法抗议，成了贝当和他党羽最好的支持者。他把我们比作法兰西最纯净的血液，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戴高乐主义者鄙视我们。两百万战俘，两百万沾上贝当主义污点的战俘，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佬和他们对法兰西的看法蒙羞了。我们没像他们那样顽强抵抗，而是甘愿束手就擒了吧？所以我们必须得是懦夫，流的不是最纯净的而是最肮脏的血。”
于是，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在遣返中心，接待他们的都是穿制服的官员，态度蛮横，而且常常是女人。她们的官衔有时高过这些在铁丝网后度过战争的男人，而且并不羞于拿官阶压人。
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曾参加抵抗运动，她在《战争》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这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做派：
不断有人抵达。一卡车接着一卡车……战俘被分成五十人一组，扔在遣返中心……这些可怜的小伙子看着大厅，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周围站着遣返中心的军官。“来，小伙子们，排好队！”他们于是排好队，依旧面带笑容……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火车东站，有个女人对着外籍兵团一名士兵一通臭骂，然后指了指她的肩章。“不知道要敬礼么，小子？你没看到我是上尉？”
杜拉斯本人很左，而且对她描述的这些爱摆官架子的官员甚为鄙夷。拿她的情人和左派抵抗运动同志迪奥尼·马斯科洛（DionysMascolo）的话来讲（马斯科洛在回忆录里简称“D”）：这些人是反动派，他们“反对任何不直接归属戴高乐派的抵抗运动，他们会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代表了有思想的法国、有权威的法国”。他们口中“永恒法兰西”的英勇事迹一定是对自己的讴歌。
杜拉斯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让人为之心碎的文字。她的丈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Antelme）也是左翼抵抗运动战士，他被德国人逮捕后送往布痕瓦尔德。尽管在战时已经和“D”好上了，但杜拉斯依旧渴望见到丈夫活着回来。这也是她为什么来来回回往返于遣返中心和火车东站之间的原因。她迫切想要得到他还活着的消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日后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Mitterrand）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巧遇了安泰尔姆，后者已经无力说话，更别说走路了。但是，日思夜想的团圆最后还是在巴黎上演了：
博尚（Beauchamp）和“D”用肩膀架着他。他们在一层楼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
后来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是在看我，然后绽放出笑容。我尖叫着说，不，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我又开始狂奔，这次沿着台阶飞驰而上。我记得自己在撕心裂肺地尖叫。我的尖叫引发了战争，六年了，我从未哭过一次鼻子。我躲进了某个邻居家里。他们逼我喝下一些朗姆酒，往我嘴里灌酒，对着尖叫的嗓门灌酒。
接着，过了一小会儿，她又见到了他，安泰尔姆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正是这个微笑，才让我认出了他，但我们之间隔着好长一段距离，就好像我是在隧道的另一头与他相见。这是一丝带着尴尬的笑。他在为自己以这种颓废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表示歉意。然后，笑容渐渐隐去，他再度成为一个陌生人。
我父亲没去过布痕瓦尔德，他老婆也不是某个投身荷兰抵抗运动、找了情人并很快同他离婚的女人。他的回家之路远没有安泰尔姆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在杜拉斯回忆录的这段文字之中，有些地方也暗示着我父亲害怕回家的原因——担心自己变成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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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国战俘的回乡之路已经够艰辛了的话，那么对德国和日本战俘就更是如此。他们肩上不仅承担着吃败仗的负担——这已经够沉重的了——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鄙夷，甚至是仇视。在国人眼里，他们要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负责，他们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曾几何时，这群不可一世的战士骑在整个民族头上作威作福，但最后却输得一败涂地，灰溜溜地回来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公允。也有人，包括几百万女性，曾经夹道欢送他们奔赴战场，手里挥舞旗帜，嘴上唱着爱国主义歌曲，还庆祝他们打了胜仗——有些是真打赢了，有些则是政府的虚假宣传。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官方歇斯底里的蛊惑导致全民血脉贲张，对于其后果，普通士兵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那些曾高声祝愿他武运长久的普通百姓要多。起码在德国，什么样的罪名都可以往纳粹头上扣。日本人没有纳粹党，所以就把他们的军事灾难归咎于“军国主义者”，或者往大了说，归咎于任何同军队有关联的人。这同样也是战后美国宣传机器所传播的观点，日本媒体对此也是亦步亦趋。
正如日本散文家坂口安吾所写的那样，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Tokkotai）“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黑市上的混混了”。人们把这种云泥之别的落差，把这一挣脱国家妄想的全民觉醒，完全归咎于那些被派去为天皇玉碎、最后却不幸苟且偷生的人。战后没多久，日本曾流行过这样一个词，Tokkotaikuzure，即“堕落的神风队员”，用来形容那些曾经满怀病态理想主义、后来却堕落到整天嫖妓买醉的年轻男子。
年日本战败前夕，人们就已经对日军的耀武扬威颇有微词，虽然公开抱怨要冒极高的风险。战时军人滥用暴力，到了和平时期又从事犯罪勾当。当人们见识了其转变之快后，帝国军人的高大形象就变得更为不堪了。战争末期，军队仓库依旧塞满了商品，要什么有什么，除了武器外，还有毛毯和衣服，这些对穷困潦倒的国民而言都是必需品。经过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平民亲信——多为战时劣迹斑斑的帮派成员——大规模且有组织的掠夺后，仓库空空如也。渐渐地，这些商品流进了黑市，售价之高，使多数人无力消受。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吃了败仗的耻辱感让这一转型更难实现。年夏天，一档电台节目开播，其在提供失踪人员信息之余，还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目标听众是彷徨无措的老兵，每周播放两次，栏目名字叫“我是谁？”。此举显得再合适不过了。
垂头丧气的士兵因为军事失利已经毫无血性。返乡后，看到家园破败，或者婚姻告急，他们面临更为沉重的打击。描写战后初期的德日两国的电影和书籍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即返乡士兵和妻子之间的鸿沟。妻子因为寂寞难耐，或只是为了糊口活命而与人偷情。这一主题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从特洛伊征战归来后，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或是她妻子的情人杀死在自己家里，也有说法是两个人协力谋害了他，这取决于读者读到的是哪个版本的故事。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WernerFassbinder）拍摄于年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是将这一主题刻画得最入木三分的德国电影之一：玛丽娅的丈夫刚从惨烈的东线战场退下来，发现自己的老婆几乎赤身裸体躺在一个黑人美国兵的怀里。这一故事中，最后命丧黄泉的是奸夫。日本也拍过一部类似的影片：由小津安二郎执导的《风中的母鸡》（年），虽然知名度较前者要低不少。跟小津一贯平如止水的风格不同，影片最后高潮迭起，丈夫因为妻子在他离家期间和其他男人上床，醋意大发，愤而将她推下楼梯。妻子受了伤，一瘸一拐却仍央求他的原谅。最后，随着两人的泪水纵情流淌，影片在皆大欢喜中结束。
在跌宕起伏的大结局到来之前，影片的故事情节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片中的妻子时子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努力用她做针线活赚来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己和年幼儿子的生计。儿子后来身患重病，时子无力支付医药费，于是只好在一天夜晚下决心向一个陌生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当丈夫修一最终从战场上归来后，时子向丈夫坦白自己曾卖淫失身。修一对妻子的不忠怒不可遏，狂性大发。但忠不忠其实不是重点：真正激起战败士兵怒火的是他为了重获自尊所作的挣扎。影片高度现实主义，尽管在真实的生活中，婚姻也许不会因为催人泪下的和解而得到挽救。
报纸收到的读者来信显示出士兵返乡的问题十分严重。年12月16日的《朝日新闻》曾刊登过知名的小说家志贺直哉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政府有义务改造昔日的神风队员。年轻人曾被教唆要为国家荣誉舍生取义，这叫他们在年后人吃人、冷漠的世界里有何资本重建生活呢？唯一能防止他们坠入绝望、被人唤作堕落者的办法就是国家要启动一项特殊教育计划。在给志贺直哉的回信中，一位作者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日本社会本身也亟须再教育。某封信的作者本人就是受训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队员，他表示Tokkotai在战时的训练和精神正是战后日本堕落文化中所需要的元素。
《朝日新闻》收到的所有来信中，有一封言辞最为激烈，作者同样也是退伍军人。这封信刊登于12月13日：
同袍们！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从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军旅生涯中解脱出来，从血淋淋的战场上活着回来了。但在国内，等待我们的却是老百姓犀利的眼神，他们怀着对好战派的满腔怒火。我们的家园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血腥的战斗是结束了，但是生活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事实上，他写道，年轻时的一些幻想已经被军旅生涯扼杀了。自私自利、欺软怕硬的军官们平日里总是惺惺作态，表现出一副效忠国家、或忠于其他浮夸理想的姿态，后来被证明完全就是矫揉造作，毫无真情。普通一兵被当成一台机器。事到如今，他写道：“老兵已经成了坏人的同义词……”
“人们到底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老兵的？”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位作者这样问道。“人们认为当兵的和好战分子是一回事。当然，好战派应当为我们战败承担责任。但是普通士兵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为自己国家而战的爱国者。你们真的以为我们放弃自己的大好青春，在陆地战场或太平洋上厮杀，为的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么？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对我们老兵多一些温情。”
类似的情绪一定能得到越战美国老兵的共鸣。但即使是打赢了一场几乎全世界人都认为师出有名的战争，胜利者回国后过回老百姓的生活时也会遇到问题。小名“比尔”的威廉·莫尔丁（William“Bill”Mauldin）是美军里最有声誉的漫画家。他在《星条旗报》里用调侃的笔法塑造了威利和乔这两个努力适应欧洲战场军旅生涯的美国大兵。他的作品让他成为了美国大兵——亦称“大头兵”（dogfaces）——心目中的英雄。威利和乔说话风格及思维方式跟一般士兵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想法常常都不讨长官喜欢，这一点使莫尔丁招徕了巴顿将军的抨击，后者还威胁要让这“兔崽子蹲班房”。年6月，威利的形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他的模样看起来很疲惫，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邋遢得很，左侧嘴角叼着根香烟，这跟勇士的威猛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发表于年的作品《回家》中，莫尔丁图文并茂，描绘了威利和乔的返乡之路。从莫尔丁的画来看，两人面临的麻烦，以及他们展现出的态度，很接近日本报纸编辑收到的老兵来信中流露出的情绪，只是立场更为温和。比如拿反感上级这点来看：威利和乔两人穿着宽松的平民服装，站在酒店前台前，等待登记入住。身旁，一个穿着条纹裤子、头戴帽子、上衣缝有肩章和金黄色纽扣的搬运工正提着他俩的行李。这人脸色阴沉。乔搭话道：“是威尔逊少校啊，哦哟，你又穿上制服啦。”
比起日本兵对他们长官的仇恨，威利和乔的坏脾气还没有那么烈。要知道，日军长官曾派手下几万人执行自杀式任务，在新几内亚或菲律宾遭遇敌军火力、食物短缺之际，还杀掉下属，靠吃他们的肉果腹。但莫尔丁要表达的主旨，即一个不合格的士兵最多也就让自己倒霉，而若“将帅无能”，则会“累死三军”，说的同样是这个道理。
要跨越军旅生涯和凡人生活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战斗英雄，还是对没立过什么重大战功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前者的适应过程甚至可能更为艰难。对于军嫂和女朋友来讲，返乡的军人并不总是英雄气概十足。一幅漫画里，威利就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西装，格外别扭地抱着自己战时出生、从未见过的孩子。他那戴着考究的帽子和手套的太太如此评价：“我本来希望你能穿上军装，这样我就能以你为荣。”莫尔丁介绍道：“威利太太认识威利时还在读大学，那时处于战争初期，战事还较为顺利，和班上的女同学一样，她崇拜穿漂亮军装的男人。她一直对威利有些失望，因为他没有当上手握马鞭、穿粉红色马裤的军官”，甚至连勋章都没得过。因此，莫尔丁接着说：“她不仅被剥夺了佩戴他的勋章、昂首阔步的乐趣，而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从未见过他穿便装的姿态，而且他看着真有些皮肉松弛，其貌不扬。”
因此，一些老兵在理想幻灭后，由于无法适应平头百姓的生活，或者受战争创伤太深，从而出手伤人，就不足为奇了。所有战争过后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媒体对这些案件给予了过高的中国最好的白癜风医院白癜风的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