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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

范晔

1

《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是秘鲁作家何塞?玛利亚?阿格达斯（JoséMaríaArguedas）的小说。他是令我感到亲切的作家。这种亲切与博尔赫斯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我曾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十分理解这位失明的图书馆长，但那不是亲切，仿佛隔了一层光洁冰凉的玻璃，毫发毕现却又远隔重山。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Galeano）说他在飞机上读《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从第一页起他就认定阿格达斯是他的朋友。我得说这也是我的感觉。尽管自己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但正是这种伴随着些许温暖的敬意，成为我坚持阅读这部充满了拉美方言的小说的动力。

　　这不是一部可以带来很大阅读愉悦的小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两年多以前，我试图自杀。”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小说这样开篇：简单，直接，毫不掩饰地谈论一种真实的死亡，写作者自己的死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射向自己头颅的一颗子弹使这一切的文字都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在阿格达斯这里，“写还是不写”与“活还是不活”是一个命题：

　　“Porquesiyonoescribo,mepegountiro.（因为如果我不写，我会给自己一枪）。”

　　这不是什么修辞手法。我称之为有关写作的“自我承诺”。一些问题无法终究回避：我为何写作？我的文字与我的生命，我的气息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最后的日记”里阿格达斯写道：

　　“我已经与死亡争斗，抑或我自以为已经与它争斗，面对面的争斗，写下这个断断续续、充满抱怨的故事。站在我这边的寥寥无几，且不可靠；站在她一边的已经取胜。它们很强大，并且被我自己的肉体所保护。这个不平衡的故事是一场不平等的争斗的写照。”

　　抄下这么一段话使我被文字麻木了的心隐隐地悸痛。我此刻想做的不是写什么评述，只恨不能倒转时空，握住他的手。任人笑我多愁善感罢。

2

小说由作者的日记、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互相讲述的故事组成。

　　渔船“参孙一号”的船长乔卡多带着“哑巴”等十个渔民在海上航行，“黑猫”舞厅的小提琴手也在船上。乔卡多几乎比所有的船主资格都老，为什么如今他还开着破旧的小船，而那些晚辈日产量却是他的好几倍？小提琴手出于好意的一席话惹火了乔卡多。一番感慨之后，他平生第一次决定结婚成家。

　　港口的一家妓院里，美国人麦克维尔与女郎“奇娜”的舞蹈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乔卡多观看着这一切。水手“哑巴”突如其来的偷袭被麦克维尔躲过，“哑巴”的母亲冲来，夺走了儿子手中的匕首。乔卡多趁乱带走了“奇娜”。“黑拉尼娅”主动投向麦克维尔的怀抱，却被美国人还给了她原来的舞伴。麦克维尔邀请最肥胖的妓女共舞，不料在双双走向门廊的时候再次被“哑巴”袭击，二人打作一团，终于引来了警察。

　　水手阿斯托在“畜栏”妓院与自己的妹妹不期而遇，带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这一对山区兄妹用克丘亚语“喜悦而绝望”地交谈。

　　宝拉等三位妇女来到山上看望为妓院的提诺科生下一子的奥尔法。她们在山上俯瞰海湾，看见鱼粉工厂浓烟滚滚，看见有海鸥纷飞。宝拉痛苦地歌唱，舞蹈，被人当作是喝醉了……

　　山上的狐狸问山下的狐狸：我说的和讲的你明白吗？

　　山下的狐狸回答：你有点儿把事情搞混了。

　　山上的狐狸说：没错，词语，就是要使世界支离破碎。

　　“疯子”蒙卡达登场。他却不是总疯着，在他正常的日子里他甚至可以去工作糊口。他整天扛着一个木头十字架，揣着一个玩偶走街串巷，嬉笑怒骂，言语无稽却又字字淌血。市政府要修建现代化的豪华公墓，众人拔起亲人坟前的十字架背在肩头，缓缓人流向郊区洼地移动，蒙卡达也扛着自己的十字架加入到沉默的队伍中去。

　　阿斯托的妹妹在家里遇见了挑衅而来的“畜栏”妓院的提诺科。盲人乐师安东林赶到解了围。在盲人乐师的凄凉的吉它声中，提诺科离开了阿斯托的家，回到穷人们的新墓地，在一个失去女儿的男子身边哭泣。一开始还有些装腔作势，后来却哭得真情实意。他想起在“莫比?迪克”号渔船上看见的那只鹈鹕，它在夜里起锚的时候飞上船，卑微地栖在船尾，任凭渔船把自己带向深海。包括提诺科在内，没有人去打扰它。船主说那老水鸟“身体里面在哭泣”。提诺科的哭声越来越大，象是要跟贫民区的狗吠一争短长。

　　埃斯特班回到自己家里，又和妻子吵了一架。他躺倒在地，回忆起当年的矿工生涯，身边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流淌出来的不再是鲜血，而是乌黑的液体，肺里直到现在还充斥着煤炭，吐的痰都是黑色的。夫妇俩的老朋友蒙卡达过访，饭后又回到夜幕中的街巷，宣告这是一个醉鬼的国家，有人被灌醉，有人饮人血而醉，上至总统，下至渔民，没有一个清醒。

　　周末的晚上，蒙卡达来到“奇慕”大酒店，闯进正在举行盛大舞会的大厅，庄严宣告：“先生们女士们我要在这里尿出煤炭来，你们不用害怕，这黑炭水将从我的眼睛，我的胸膛涌出……”警察们把蒙卡达带走以后，舞会立刻恢复了正常。

　　我翻到书的最后，想看看故事如何结尾：

　　卡尔多索神父在卧室里念《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桌面的玻璃上并排贴着切格瓦拉的画像和基督受难像：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著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那么恨呢？”——神父用英语问道。

　　“在这里，我见了种种异象：从最可怖的到最温情的。主啊！……”

　　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在作者死后的年出版。同年，他的同胞秘鲁神学家古铁雷斯（GustavoGutiérrez）把自己的《解放神学》题献给他。

3

疯先知蒙卡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阿格达斯自己的写照：他悲伤，他愤怒，他痛苦，他嘲弄，他斥责，他挣扎。也许他是只能说“不”的先知。他选择像奥拉西奥?基罗加（另一位我深深喜爱的拉美作家）一样死去。

　　他是白人的后代，却在印第安人中长大。整个童年说的是克丘亚语。十七岁那年离开山区，来到海边的城市，——所以书中“山上的狐狸”说“那个想要自杀的人，也是写这本书的人来自山上”。他学会了“征服者的语言”——西班牙语，也用她写作。这种写作带来的成就对他而言是“一种背叛或挫败，一种无用的破碎”。加莱亚诺说他“不愿当白人，又当不了印第安人”。他说自己永远是个“外省人”。他笔下的蒙卡达说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异乡人。

他对革命有着乌托邦式的憧憬，满心相信印第安革命领袖所描述的那“必将到来的日子”，然而他一面承认“我在瞳仁里感觉到了你所说的曙光”，一面又担心“那破晓要付出血的代价，无数的血。”

　　友情、爱情、童年的回忆、对印第安语言文化的热爱、对祖国至死不渝的深情，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能够帮助他胜过死亡的吞噬，一次又一次地跌落在灵魂的“井”里。最终他选择了放弃：“我在智利搞到一把22口径的猎枪。试过了，很好用。”即使在他写给出版社和校长的两封绝笔信中，他仍牵挂着他的朋友们，他的妻子、前妻，他的大学和学生们，未完成的克丘亚语课题研究……

然而他说：请原谅我。说了又说。

4

在《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里，阿格达斯向《请听清风倾诉》的作者奥内蒂（JuanCarlosOnetti）致以“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他说他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但他真正想在的地方是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为的是遇上奥内蒂，握住他用来写作的手。

　　在奥内蒂家里，加莱亚诺把这些告诉了他。那时候《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刚刚出版，奥内蒂还不知道。加莱亚诺说完了，奥内蒂没出声。那时候阿格达斯刚刚用一颗子弹穿透自己的头颅。

　　两个人沉默了许久，几分钟或是几年。“然后我说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奥内蒂没有回应。于是我抬起头，就看见一道湿润的切口划开他的脸庞。”

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城市

左为周公度。左起，周公度，诗人廖伟棠，翻译家范晔（《百年孤独》译者），玄武。

范晔，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译有《未知大学》《致未来的诗人》、《百年孤独》、《万火归一》等西语文学作品数种，另有随笔集《诗人的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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