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专题林国基日耳曼尼亚幽灵

林国基:日耳曼尼亚幽灵(中译序)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称得上是一本高级古典学八卦。它由哈佛大学一位堪称博学的古典学教授写就,耸人听闻的书名,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足以胜任这一任务的古典学修养,使得这本书读起来趣味盎然,引人深思。

这本书追述了一个幽灵的前世今生,这个幽灵可以称之为“日耳曼尼亚幽灵”。曾几何时,这个幽灵如鬼魅般游荡在欧罗巴的大地上,发出塞壬海妖般魅惑的歌声,俘获了一代又一代西方最优秀的文人雅士们,但它承继的光荣和梦想最终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那场堪称“奥德赛式”返乡之旅的疯狂冒险中折戟沉沙。与那个更为著名的建立在“阶级”这一激进原则之上、可以将其血统追溯至古犹太教的共产主义幽灵相比,日耳曼尼亚幽灵建立在“种族”这一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它植根于“大地与鲜血”这一同样古老的异教土壤之中。这两个幽灵从不掩饰其建构世界新秩序的雄心和抱负,可以想见,这必将对西方既有的霸权秩序产生巨大的威胁,这一秩序建立在自然法和契约原则之上,并具有雄厚的“联盟潜力”。日尔曼尼亚幽灵固然以对抗东方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保卫欧洲为借口,但却对当时的西方秩序构成了严峻和紧迫的威胁;第三帝国不仅具有更加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而且在它那里所呈现出来的“新异教主义”特征与早已基督教化了的西方传统和习俗格格不入;与其相比,甚至苏联的所谓“犹太共产主义”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流价值都更具家族相似性。而且,以特洛茨基为首的托派被清除后,马克思主义被逐渐俄国化,苏联政权变得日渐保守和内敛,世界革命的危险大大降低。盟军和苏联的夹击使得第三帝国彻底覆灭,至此,来自西方世界自身的最后异教蛮族剩余被彻底清除。

当二战硝烟散尽,著名的犹太裔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Momigliano)为世人开列了一个书单,“史上最危险的书”。在这份冗长的书单中,罗马帝国史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赫然入列,并荣登榜首。毋庸置疑,这一开列书单之举也是战后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德意志再教育”的一部分。作为犹太裔的莫米利亚诺,也有充足理由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一本最危险的书”,其族裔在战争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这本书密不可分。这本出自罗马帝国、并仅为着罗马帝国而撰写的古典学名著,在中世纪阴郁昏暗的修道院里尘封千年之后,最早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现,但其真正的大放异彩之地却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那个古日耳曼旧地。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本书一度被尊奉为“黄金宝卷”和“日耳曼圣经”,堪称希特勒政权发动的那场所谓的“日耳曼革命”的终极灵感。这场以“大地和鲜血”的名义发动的“日耳曼革命”,表面上遵从和延续了俾斯麦为开创德意志第二帝国所走的特殊道路,即以反革命的原则进行革命的事业。但是,这两场革命的结局非常不同,俾斯麦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他统一了由拿破仑予以摧毁、变得日益松散和残败的德意志第一帝国的残余诸邦,建立了第二帝国;但希特勒的事业却收获了苦果,第三帝国以失败收场,战后的德意志再次被列强肢解。“德意志问题”再也不是个问题。

神圣罗马帝国国旗

数百年来,不仅困扰着德意志人、而且也扰动着整个世界的所谓的“德意志问题”,追根溯源,其症结在于德意志第一帝国、亦即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特政体。正如法国哲人伏尔泰所调侃的,它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这个由数百个奇形怪状、凌乱不堪的的封建王国、公国、侯国、贵族和骑士自治领、自由邦和自治市等庞杂政治拼图组成的帝国,空有帝国之名,而无帝国之实,松散的联合和实际的分裂状态似乎是其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和冲突使得各邦国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纷争不断,各自为一己私利,甚至争相引入外部势力,德意志的大地成了欧洲各国的战场,民不聊生,血流成河。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的大地几成焦土和废墟。在《联邦党人文集》这本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文献中,美国国父们对源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种松散无力、极易引发战争灾祸的邦联政体及其天然缺陷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其晚年撰写的那本具有无穷教益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在他手上才得以救治的德意志痼疾,俾斯麦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和认知。

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九章中当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描述,解释了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模式——“一个全无任何力量的组织,根本无法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成员,在外部的危险面前摇摇欲坠,同时又持续因为内部的纷扰而争论不休。”这帝国的历史就是“强大者为所欲为,弱小者备受欺凌”的历史,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年写道,“征用人力和财力的要求完全被无视,或者是大打折扣的历史……整体而言充斥着低能、混乱和苦难的历史”。于是,美国的先哲们专注于学习年的《英格兰苏格兰联合法案》,这一联合之下,两个国家集成了共同的债务,而且以单一的外交政策,统一的军队来共同面对欧洲大陆。——摘自《神圣罗马帝国VS欧罗巴合众国》

但这些血淋淋的教训终究抵不过“神圣罗马帝国”这一虚荣名号,而且,保持德意志诸邦的分裂状态不仅符合欧洲诸国的利益,也符合罗马教廷的利益。长期以来,德意志世界也安于这种神圣的、罗马的、帝国的“三位一体式”的虚荣梦幻,而那个危险的、具有强烈异教气质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在日耳曼森林中则沉沉睡去,谁也不愿去惊扰它。只是为了对抗穆斯林的巨大威胁,它才偶尔被轻轻唤醒。塔西佗就曾祈盼过,为了罗马帝国的永久和平,日耳曼诸族最好永远保持其内部的纷争状态。在山南罗马教廷看来,山北的日耳曼民族尽管头顶着帝国的虚荣王冠,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个有待驯化的蛮族,在危机时刻适合扮演雇佣军的角色,一如塔西佗所处的异教罗马帝国时代。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罗马人”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帝国城市相继召开两次重要会议,罗马教廷使节团的演讲家们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讲演,试图提醒和鼓动山北的德意志诸邦,效法其勇敢、忠诚的日耳曼先祖,为保卫共同的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大家庭而进行圣战。看看后来成为教宗庇护二世的罗马教廷使节皮科洛米尼其中一篇著名讲演的题目吧——《君士坦丁的陷落以及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君士坦丁陷落之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刚刚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现,它迅即成为圣战的宣传品和手册,而全然不顾这本书中留存着的异教野蛮残余,诸如人祭,以及这本书所隐隐提示的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千年仇恨。唯一能使这一尴尬自圆其说的事实是,君士坦丁堡已经被默罕默德二世征服,新的“野蛮人”在叩击欧洲的门户。此类回荡在莱茵河畔和多瑙河畔的圣战鼓噪,意外地但却是不可避免地逐步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它开始试图摆脱“罗马人”的压迫和束缚,伸张日耳曼民族的诉求和力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服务于这一反罗马的目标,在德意志更是如此。在德意志人看来,是那些“罗马人”使德意志民族变得腐化堕落,羸弱不堪,要想复兴德意志,必须唤醒体现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古日耳曼人的种种美德,诸如正直、淳朴、勇敢、忠诚和纯洁等等。扛起德意志宗教改革大旗的路德及其追随者们竟然也对《日耳曼尼亚志》大力推重,并坚持不解地对其进行翻译、注疏和评论,思之令人讶异。与加尔文教徒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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