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同治十一年五月（），内外交困之下，洋务派李鸿章在回复皇上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哀叹道：“……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便是三千年大变局的由来。那么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堂堂大清朝就真的没有法子来自强吗？其实，早在晚清之前，中西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撞，甚至皇帝还皈依了天主教！

由元入明：帝国的惆怅

蒙元开拓之广，于中华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作为征服王朝，蒙元勋贵集团在统一中国后便开始转向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与合作，与各族上层精英联合统治，对各族文化也多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甚至“三教九流，莫不崇奉”。如此，蒙元帝国不仅通过豁达的民族政策赢得异族纷纷辐辏中原，更以对理学的遵奉和科举的恢复而引得汉族士大夫对蒙元的倾心推崇。

由于蒙元早先对西方的征服，成吉思汗时期便已广泛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宗教文化。随着帝国的巩固与商道的开通，东西交流更是臻于极盛，西方宗教也大规模东传。其时，蒙元宗教政策亦十分开明，以至于诸如明教、白莲教等民间教会组织在元末迅速崛起为强大割据势力。其时，宗教神职人员的生活费用，均由官府一概负担，社会地位特别崇高。当然，基督教（也里可温教）也随着蒙元对中西商道的开拓而再度传入中国。

正当蒙古数度西征时，欧洲也笼罩在十字军东征的狂热中。为征伐西亚强悍的伊斯兰战士，惨遭蒙元骑兵蹂躏的欧洲人有意主动和蒙古结盟，共抗伊斯兰教徒。元世祖时，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就派传教士来华，而元世祖也在上都接见这批西方使者后同意其传教，之后景教不断发展发展，其教徒散布在扬州、杭州、镇江与泉州等地，最后拓展到华北、西北与西南。其中，来泉州传教的安德鲁主教在一封寄回欧洲的信中写道：“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

然而元末义军蜂起，江南重镇多陷入战火，东南的海外交通也多有断绝。于是，元末明初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同再度陷入式微境地，风光不再。其时，明太祖惩于元末民间放诞的宽纵之弊，因而对宗教信众多采取压制政策。于是，有明二百余年，直到明中叶后，民间才有强烈反弹。不过，在巩固帝国内部时，明廷亦不放松对外的警惕：对北方的蒙古采取守势内敛，大肆修建长城来堵其入塞，并且依靠藏传佛教来驯化野蛮的草原部族；对东南的通商口岸更是犹疑于开闭之间。直到十六世纪时的西洋教士自印度洋东来，为陷入封闭的王朝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传教与救亡，从万历到永历

西方带给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杀戮和劫掠，这是西方殖民势力东来后对中国民间势力进行的堵截围剿，以及将闽粤渔民贩卖于雅加达的恶行敲定的。在传统中国接触欧洲文化的首波冲击中，并非十六世纪由天主教教士带来的和平福音，而是战争与冲突。随着十五世纪末蓬勃开展的新航路开辟，天主教会随着西洋商人的船队到达了亚洲。

葡萄牙率先东来：年（弘治六年），一批番夷侵扰东莞守御千所领地。时人沈德符曾言：“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据此可判断出，葡萄牙势力已于正德年间侵入到南洋。不久，葡萄牙船队相继周游广州并入驻屯门岛，打算贿赂明朝官员，希望遣使觐见明武宗。但由于局势不稳，西洋人的要求很快被驳斥。年（明正德十六年），明葡双方爆发屯门海战，随后爆发西草湾海战，葡萄牙人都惨遭败绩。但也正是激烈交战中，明军发现所持自产火器皆落后不堪使用、船只短小不能远航，反倒是番人进贡的佛郎机炮（prangi）更耐使用。如何提升军力来维护边疆安定，开始成为明朝中兴以来的当务之急。

恰逢万历皇帝亲政，罗明坚与同伴利玛窦来到了中国，并获得了徐光启等开明清流的不少支持。但随着帝国遭逢内外交逼，单单纸面笔端的往来互动已不足以维持政权的稳固与福音的传播。不久，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遭逢大败，而满洲乘势席卷东北，兵锋直逼京师。

一时之间，制器造炮便成为当务之急。此时的佛郎机铳已被淘汰，随着荷兰“红毛夷“的接力东进，红夷大炮成为抵御外侮的首选。相形之下，中国传统火器却造法粗滥，根本不足以抵御外侮。为朝廷购买西洋火炮成为十万火急的大事，逼得朝廷上下四处打听。很快，

李之藻的西洋门徒就从澳门取得了一批先进火炮，可算解了燃眉之急。而明廷尚书黄克缵更是直截了当，请来闽地工匠，对天主教教士极度鄙夷。当然，双方的态度各有代表：以徐光启等人为主的教徒士大夫坚决支持雇佣传教士造炮，而保守派如黄克缵则对其心怀警惕。

南明皇帝受洗入教

虽然辗转获得了不少火器，但明廷在内外交逼下还是很快溃败，而通过缴获、俘虏和购买获得大批先进火器与工匠的满洲则迅速崛起并乘势攻占京师。随着满洲入关，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也开始纷纷站队。其大概可分为两派：如汤若望等人迅速投诚；或继续追随南明政权，如毕方济、瞿纱微、卜弥格等。其时，相继建立的南明各政权为摆脱跋扈武将的胁迫与文臣的倾轧，更是期盼东南的西洋势力可以继续进奉火器，由此对在华天主教教徒的先进技术（尤其是火器）一见倾心。

随着南方小朝廷一个接一个的被剿灭，南方的直系宗室仅剩桂王一脉。于是，永历政权（）再次接替，而此时的清军已逼近桂林。幸而在葡人雇佣军的协助下，明军得以依仗西式火器击溃来犯清军兵马。就在桂林大捷中，西洋军团的战力和西式火器刺激了永历君臣，这促使皇室一心为维护政权而甘愿在一定程度上接纳天主教信仰。当然，出此下策完全是实用性的：期盼天主教会可以援助大明以优质火器与军队。永历二年（），瞿纱微神父先后为皇室多人施洗入教。面对日益危急的国势，永历帝与太后转而希望派遣使臣前往罗马教宗，以此证明其天主信仰之虔诚，并请西方诸国能派兵援助。于是，永历四年（年）十月，作为南明永历皇帝的使者，卜弥格与南明官员陈安德一起出使罗马教廷和西欧列国，希望争取西方诸国的同情。

但此时的永历政权早已无力回天：随着投诚于满洲的传教士与汉军为八旗不断输送以精良火器，满清军力大振，迅速击溃东南的郑氏势力与西南的南明残余势力。永历十六年（），永历帝与太子均被吴三桂自缅甸押回并处死于云南。至此，随着西方势力对中国的通商需求不断增加，荷兰等国开始转而支持清王朝，大陆传教士也转向新皇帝来效忠。就此，明政权的自救运动至此彻底失败，西方天主教也另择雄主，直到台湾被攻取……

其实，中国本有机会搭上这趟顺风车，和西洋势力展开正面的冲击，依当时中国社会的组织水平，不一定会逊色多少。但偏偏止步，尤其是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勉强，帝国的君臣纷纷丧失自信，甚至一度出现了中国第一位受洗的皇帝！由此可见，只有开放而广阔的胸怀和眼光，才是帝国不断发展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