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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源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对于斐迪南二世宗教政策的恐惧，是一场帝国内部的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从国外寻求帮助，从某种程度上说，三十年战争最终演变成一场全欧战争，德意志地区境内的诸侯自己“引狼入室”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历史背景

年的《布拉格合约》以及年斐迪南二世的去世使得神圣罗马帝国和新教诸侯之间有了和解的可能。但这却引起了瑞典和法国的恐慌，欧洲各国尤其是瑞典和法国并不希望有一个内部安定的德意志地区，因为这种安定，会给帝国军队提供占领斯堪的纳维亚的条件，正是因为这种威胁，在战争期间就引发了瑞典和丹麦的干涉，因此它们需要建立新的秩序来弥补它们的损失并确保未来的安全。

阿尔萨斯和洛林给法国人提供了在神圣罗马帝国周边保障安全的前进基地，有了这些前进基地，法国就能够十分便捷的干涉德意志地区的问题，而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德意志地区统一，因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出现在它的边上，更不希望神圣罗马帝国恢复到查理五世时期兼有西班牙和德意志地区两个国家将法国包围的局面。

最终，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得到了波美拉尼亚的一些地区以及它梦寐以求的波罗的海出海口，另外还得到了两个主教辖区和塔勒的赔款；法国也获得了帝国境内以及周边的一些战略要地，如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也成为了日后德法冲突中法国重要的前进基地，而且这些地区也成为了日后德法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诸侯来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他们是所占领领土的君主，主权国家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可以自由和外国结盟，前提是结盟的国家不能对皇帝构成威胁。而皇帝仅仅是帝国境内的人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有颁发大学许可证件和授予贵族头衔的权力。皇帝已经下降到只和一个大的德意志诸侯大体相当的地位。

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地区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将会越来越严重，在法国和瑞典军队的确保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新的国际法成为了新的斗争工具。德意志诸侯的力量得到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整个德意志地区成为了外国势力、诸侯以及皇帝运用国际法博弈的平台。而如何去摆脱这一干涉，也成为了之后的德意志人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教权的衰落

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对于欧洲政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尤其是在长期分裂的德意志地区，从奥托一世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开始，天主教会就一直影响着帝国的政治走向。在年奥托一世的部队在莱切费尔德战役击败了马扎尔人，确保了他的王国的边界，并开始征服易北河和奥德之间的斯拉夫人民之后，奥托一世强硬地使失败的异教统治者皈依了天主教，并任命了主教，以促进人民的转变，将斯拉夫人，波希米亚人和丹麦人带入罗马天主教大教堂。

在他的领土内，他还通过天主教加强对王室的控制，资助强势的主教，邀请他们加入到他的政府中，并将直接控制的新的皇家土地赐给教会，来加强奥托一世权力的基础。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次皇位的更迭，都与教会的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萨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时期甚至出现了著名的“卡诺莎事件”。从萨克森王朝开始的神圣罗马帝国几次对于意大利的远征也与教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中世纪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教权和王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1.宗教对皇权的影响减弱

宗教改革之后，教皇在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就受到了削弱，在南德意志，教皇还能凭借天主教会的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施加影响，而在北德意志地区，由于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以及当地一系列的新教派别的冲击，教皇的教权权威己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而随着年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发布之后，新教和天主教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南德意志地区的一些信仰天主教的诸侯开始利用宗教问题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而这一时期，哈布斯堡王室也开始利用宗教问题加强自己的统治，可以说这一时期政治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权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并逐渐被王权所利用，成为皇帝加强王权的一种借口或是手段。

2.新的教派制度产生

恩斯特`沃尔特`齐丹认为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发展受到了宗教很大的影响，尽管教权的实力在下降，但是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齐丹提出年后帝国的历史是分裂的历史，他认为这是一个分裂的德国的历史，这个历史被欧洲的宗教冲突所破坏，导致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新的教派制度。

这个观点由海因茨·希林和沃夫冈·莱因哈特进一步发展，其重点是天主教和新教关系的重要性，关于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及其在教育制度中的内在化，以及对德意志地区社会的新社会纪律的发展。同时希林认为，年爆发战争的使局势日益紧张严重，其悲惨和血腥的后果是一个历史上必然的系统性危机，这是长期进步和现代化的前奏：战争的巨大压力使欧洲人在年之后开始逐渐消除宗教信仰对政治的影响。

有关于宗教教派化的问题是他们的世俗化或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基础。这些往往不能正当地对待近代德意志地区政治生活的结果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更新的研宄提供了这种方法的替代方法，重点是帝国在这一时期内越来越有效地运作的方式。例如，年关于奥格斯堡议会的文章的出版揭露了在年之后的新政治，并反驳了教派间的差异造成的早期破坏的看法。

3.世俗化

格奥尔格·施密特对年出版的近代早期帝国的研究也对帝国国家政治给予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