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书▲
《米沃什词典》替代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20世纪的文章，一部回忆录。书中所记的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网络中活动，相互阐释，相互依赖，并与20世纪的某些史实相关联。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人生回忆录，呈现20世纪历史文化广阔的精神地图。
《米沃什词典》是米沃什亲自经历与见证的20世纪。与他一起到过人间的天堂或地狱的人，几乎都已去了幽灵王国。本书是对那些灵魂的召唤，以文学这一永恒的纪念仪式，换取他们的片刻显形。他用词典这一相对客观、抽离、高度浓缩的形式，以平静、卓越的才智，将他的时代丰富层面的体验，浓缩为一个个充满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的词条。
请理解，一个人必须独自在人间创造
一个新的天堂与地狱，是多么难哪。
--米沃什《阿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
（词典按开头字母A~Z排列，如同史书般记载、解释重要词条，以下内容仅摘录部分词条。）
A
AMBITION(抱负)它在受伤时就会凸显出来。由于伤害它的原因足够多，我们必须始终有办法来应对它。我们整个社会际遇的戏剧都取决于它；它是牵引我们一出出悲喜闹剧的幕后力量。
关于我自己，可以说，我既曾高居峰顶，也曾落身谷底。在峰顶，抱负稍许得以放松，这是成功的一个好处。在谷底，事实证明，由于无从选择，一点小小的成功就能成为安慰。不止一位不成功的艺术家被这个或那个半瓶子醋捧晕了头，不止一位地方机关小职员为他收集的邮票沾沾自喜。
说到底，抱负就是叔本华的意志，一种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恐惧与驱动的力量。然而不是有了意志便万事俱备，搞体育的都明白日常强力训练的巨大意义。把自己打开，彻底放松，舒舒服服处于某种消极状态，让身体和谐运转。在诗歌写作上，尤其需要这样；用强力是没有用的，天助不会管我们当得起当不起。一方面要奋力争取认可与声誉，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能够为自己博得声誉的东西，这两者是一对矛盾。
多年一直身处谷底，在一个传授不为人知的小语种的无关紧要的系里当一名教授，我从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乐趣，这化解了我壮志不得酬的愁闷。
ANUSMUNDI（世界肛门）世界的阴沟。某德国人年曾这样白纸黑字地定义波兰。我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岁月以及战后一些年头，在许多年里，我试图理解一个人怀揣这样的经验度日，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作抒情诗将令人厌憎。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将年确定为上帝“抛弃”我们的时间。而我，明知这里发生的一切，却在这“世界肛门”之地，这事发生的核心之地，写下了我的田园短歌《世界》及其他作品。我是否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可能的话，最好写下一份指控状，或者一份辩护词。
恐怖是生物世界的法律，而文明存心掩盖这一真相。文学和艺术有提纯和美化的功用，倘若它们描绘出赤裸裸的现实，正如每个人所怀疑的那样（但我们保护自己免受这种知识的侵扰），那么没有人能够受得了。我们可以指控西欧文明是骗子的文明。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以人类做牺牲来奉享进步大神（Baalofprogress），然后又卷入堑壕战。很久以前，我读到过某位乌里希先生的手稿。他作为一名德国步兵在凡尔登（Verdun）打过仗。他们那些人被俘之后的处境有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但是遗忘之水盖过了他们的磨难和死亡。文明的习惯具有某种持久的特质，在西欧占领区，德国人显然感到窘迫，还会隐藏起他们的目的；而在波兰，他们彻底放手蛮干。
当人们被公然的罪行惊呆时他们会喊出“这不可能！”这完全可以理解，完全符合人性。然而事实是，这是可能的。但那些宣称上帝“在年抛弃了我们”的人，其作为却像是在维护一种作为镇痛剂的人类文明。人类一千年来相互仇杀，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姑且不提各种天灾，亦且不提14世纪导致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我们更不需要一个公共大舞台来展示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示他们对于生物法则的顺从。
生命不喜欢死亡。只要有可能，躯体就会站在死亡的对立面，坚持心脏的收放，传布血流的温暖。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向生的意愿。它们是躯体对于毁灭的反抗。它们是carmina（歌曲），或次第展开的咒语，恐怖暂时消失了，安宁浮现—一种文明的安宁，或者说得更贴切些，一种幼稚的和平。它们给我们以安慰，让我们懂得发生在这“世界肛门”的事是暂时的，而安宁将会长久—虽然这一点无法确定。
B
BEAUVOIR,Simonede（西蒙娜·德·波伏瓦）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对她的反感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弱，即使她已死去并迅速滑入她那个时代的历史脚注。我们姑且说，我对她的反感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男人对于一个时髦社会中的女士的不可避免的情感。我为自己在面对一种优雅精致的文明时所表现出的怯懦而愤怒，我对她的反感被这种愤怒所强化。作茧自缚于法兰西的小天地，她甚至不能想象茧子外面的人会怎样评价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三个叫西蒙娜的同学中—她、西蒙娜·薇依、西蒙娜·贝忒蒙—她相信自己这个西蒙娜是最解放的一位，最能代表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表现出的下作。这是道德故事中的一幕：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导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写出一部名为《名士风流》（LesMandarins）的长篇小说，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搅在一起。
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瓦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乃至崇拜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女权的女性。但在波伏瓦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这个讨厌的母夜叉。
BLASPHEMY（亵渎）这里指对一般认为神圣的事物的公开亵渎。这应该被称作sacrilegium，但波兰语中没有sacrilege（渎圣）这样的词；它只有blu?nierstwo一词。?wi?tokradztwo可能是一个近义词，但从词源学上说太近于“偷盗”的意思。毕竟，一个人可以亵渎神圣而不必偷走教堂里的法器。
用最恶劣的大不敬语汇攻击上帝已得到公众的允许，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尊敬的新方式。然而我不得不应付另一种大不敬，我有过政治意义上的渎圣之举。
20世纪的人民群众对口号很敏感。在他们看来那不是宣传，而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只有疯子才会对它有所怀疑。一个德国人如果质疑元首奉天承运，他就必然是个疯子。会将一个俄国异议分子送入精神病院的看来也不只是当局，更是公众的呼声。
我在波兰感受过集体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一天比一天坚定，因为人民所信仰的东西不容讨论，就像我们并不讨论我们呼吸的空气。波兰人民共和国综合出一套适于当地情况的特殊理论供人们信奉。其首要论点是关于现有国家事务的持久性，这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其次，是不管现在还是将来，真正的权力中心永远是莫斯科。大剂量的爱国主义得到了有力贯彻：工业化，保卫国家免受西边德国人的侵扰，作为民族文化推动者的国家。我所隶属的拥有特权的作家与艺术家集团培养出了自己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解读，他们自夸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且运用这一自由来为国家添砖加瓦。
对公共生活的日常参与以及某种集体热情，能够帮助一个人保持其声称的信念。待在国外，我得以从外部观察这些习俗并发现那些缩在坩埚里的人们从自己身上发现不了的东西。即使这样，当我与华沙政府决裂并写出《被禁锢的头脑》，我还是强烈地感到我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那些对我口诛笔伐的华沙同行并不仅是在表达他们的恐惧（像斯沃尼姆斯基和伊瓦什凯维奇所做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还表达了他们作为作家发自内心的愤慨。
加乌琴斯基在他的《致叛徒的诗》中写道：“我以我母亲和华沙的名义发誓，这事依然使我痛苦。”卡齐米日·布兰迪斯在其小说《在他被遗忘之前》中，创造了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与“进步阵营”相决绝。
由于全巴黎的知识分子都相信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我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城墙那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天哪，我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来捍卫我自己，因为一个亵渎者从社会团体中被驱逐出去时不会享受到任何乐趣。
后来在伯克利，我彻底见识了左派乌合之众的思想和他们以政治正确为形式的思想成果。但是，年的华沙，情况也是如此：说俄国共产主义是与纳粹主义一样的犯罪制度，就激起了那么愤怒的狂潮，这使你不得不怀疑，人们在其层层笼罩的潜意识之下，还存留着对这一偶像的心理依附。
C
CAMUS,Albert（阿尔贝·加缪）他出版他的书《反抗者》（L’Hommerévolté）时，我一直
看到霍珀画出的东西，每个人都会说：“对，这就是美国。”并且肯定画上的东西在其他国家画不出来。但是除此之外，这些画中还包含着某种使人心里沉甸甸的东西……霍珀只是努力传达自己的经验，这经验并不表达美国生活的全部。例如，他的画从不表现恐怖的黑人贫民区或黑人农业劳力的东漂西荡的生活，因此，他画的是白人的美国。就是这样，他也只稍稍触及了白种穷人的广大的乡村。不，霍珀最确定的一点就是不使用任何一种社会分析。他努力抓取得内容避开了语言；朴素的怜悯，作为一种重要因素，支持着他的画笔……霍珀的内容或他的真理，很难命名，但它与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喜爱的概念“异化”依然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现实的肖像画家，他画出了异化。他警惕任何规划，力图尽量正派地使用画布和画笔。
K
KNOWLEDGE（知识）我体验过峰巅，也体验过低谷。我曾在考试前颤抖，确信自己真的什么也不会；后来，我成了一个看着学生们恐惧地颤抖的人，成了一名意识到自己权力的教授。留存于这两种体验之中的是怀疑主义，即怀疑已经取得的知识储备。在学生们进行考试时，难道我们不是踮着脚尖，像那些在不可知的深渊上走钢丝的人那样走路？再如，虽然按理来说，我们对自己的那门课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主持考试时，难道我们不是小心翼翼，避免问那些自己都可能答不上来的问题，直到我们转而对自己的不足感到心满意足？我本人就曾这样。这是有益的，因为我们何必记着某样不再有用的东西，而让自己感到沉重呢？多年后，在加利福尼亚，我遇到我在维尔诺上学时的哲学教授，他还记得我在考试时论述过的那几个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我回答他说，这些人的名字，我一个都记不得了。
教我民法的教授毫无疑问是个聪明人。他说，我们不可能理解民法，还说，只有上帝或许能得A，他自己只能得C。因此，他对学生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说完这话，他给了我们一堆问题和答案，并说：“记住这些，考试内容全都在里头。”
然而，装懂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人们可能会怀疑，我们那位民法专家的解决方案是无法接受的。在屏风的一边，学生装懂，如果他装得巧妙，他就能拿到高分数。换句话说，是假装有知识的技巧，而不是知识本身，得到了回报。在屏风的另一边，是那位教授。他披着教授服，周身上下是权威的荣光，忙着保持自己的形象，尽管他也常常万分怀疑整个教学本身的意义，以至于他都想坦白地对学生们说：“鄙人对这门课一无所知。”
在人文课程的笔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运用恰当的语言的能力。所谓恰当的语言是某某“主义”所用的那种，而那种“主义”则是主考者所擅长的。“主义”的种类一直在变换，会变出一套属于它们自己的词汇和行话。让学生感到悲哀的是，他往往没来得及做好运用这“主义”的准备。我们在写作时，肯定会顾虑到那个将阅读你作品的人的观点，最最起码不以某种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去刺激他。机灵和顺从被认为是这种仪式的组成部分。
亲爱的孩子们，要利用你们的个人特质。既然我给自己来了个釜底抽薪，我承认，我在打分时，并不总是能做到很客观；我愿意给那些迷人的女生打高分。
L
LENA（莱娜）这事发生于年，地点是伏尔加河畔的叶尔摩洛夫卡庄园。那时我才六岁，是个小难民。每天早上，一个身穿制服的车夫会驾着一辆马车，来到庄园；十二岁的莱娜会乘坐这辆马车，去里兹赫夫上学。学校离庄园大约一公里。在我晚年的记忆中，那一幕情景变得非常清晰，而且增添了我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而在当时无论是我还是莱娜都不可能有此了解。就在几天之后，马车、车夫和庄园都消失了，莱娜将要在一个完全异样的俄罗斯环境中长大，无论是她父母亲还是她的老祖母（babushki）都无法想象那样的环境。我常想，那发生在她身上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也竭力想勾勒出她在各种各样的革命和内战中的情形。
不过，那个渴望莱娜粉颈的小男孩，包括他后来一直对莱娜命运的沉思，其实有着非常色情的意味。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迷恋。后来，装着那小公主的彩带和缎鞋的棺材被打破了。她的坟墓位于去往考纳斯的路上，靠近波及尼。还有年代那些事，美丽的芭芭拉在什芬托布罗希奇死后阴魂不散，还出来吓唬人。那时，我在巴黎看过一出皮兰德娄的戏。当时的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演员柳德米拉·皮托艾夫（LudmillaPito?ff），在短短几分钟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由一个小女孩变成了老妇人—而命运女神则把灰尘撒入她的头发，把皱纹弄到她脸上。主题永远相同：女人和毁灭一切的时间。也许正是因为女人的软弱和生命的短暂，她们才成为欲望的对象。叶芝来到我的心头：
我们的想象最经常萦绕的，
是赢得的还是失去的女人？
—《塔》
N
NUMBER（数目）当我们想到人类的总数时，当我们想到这颗星球上每天有多少人出生时，我们很容易陷入启示录所描写的惊恐境地。这样想的坏处在于：我们把过去的时代理想化，认为过去的人们生活得比现在好。这种看法显然不对。
不过，过大的数字会使我们难以进行想象，就好像只有神灵才有资格观察人性，而人类自己没有这资格。在一张俯拍下来的都市的胶片上，分布着数千个亮点，那都是汽车。那些坐在车里的人们小得像一些微生物。人类因为总数众多而变得如此渺小，这“一定让某些领袖和暴君感到很有兴味”，我在年这样写道。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将芸芸众生看做恒河沙数的人群。多一百万，少一百万—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从一定距离或高度来看，人体原子之间的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对于一个普通观察者来说，即使他把自己放在某个高处，也免不了在内心深处把自己投放到他们中间。他肯定会意识到，他是他们中的每一个。这是对他的“自我”的打击，也是对个性的基础，所谓的principiumindividuationis（个体原则）的打击。真的，只有当我们确信自己独特的存在，确信我们的命运是由自己来承担的唯一的命运，我们才会相信灵魂的不朽。太多的人，不仅使我们在身体上感到拥挤—在山里、在林中、在海上，到处都是人—还将我们彻底湮灭。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是四处乱爬的蚂蚁，我们的一切都不会留存。
当然，这只是一个视觉上的骗局，因为我们只需要把镜头转过来，把自己放大而不是缩小，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于是，共性消失，个性凸显。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风格特征也不同—尽管这证明起来比较困难。我们之所以往往忘却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群之中。
O
OBLIGATIONS（义务）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但他们大概会把我的不合群当做一种蔑视的表现。自从他们被扔进异族人之中，他们每天都会因为感到低人一等而难过。有人认为，对“波兰文化”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不过，这里所说的波兰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其中包括浪漫主义和历次起义，这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就像讲另一种语言的外国人不能理解一样。
在切斯瓦夫·斯特拉舍维奇的移民小说《来自鹳巢的游子》中，他选了一个叫做考斯台克（Kostek）的水手作为他的主人公；他带着他的“宪章”—一本波兰菜谱，到处旅行。后来，他到了南美，感觉自己比当地人更优秀，因为当地人居然不知道波兰菜：“印第安人是一个愚昧的民族。”同一部小说还讲到了显克维支对贵族文化的坚守。每天晚上，格丁尼亚的一名秘密警察头目都要在床上盘问他的妻子，问她对显克维支“三部曲”的了解情况。
菜谱、剪纸、克拉科夫民间舞蹈（krakowiak）—那都不算什么。他们真正可以引以为豪的是波兰的颂歌。请设想一下我的难处：我认识到波兰文化具有精英主义性质，从社会上层到底层，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而我则属于一个被拣选出来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有一套自己的特殊礼仪。更糟糕的是，我是一座庄园的最后一代传人。对于我来说，贡布罗维奇是一个闹将，他热衷于族徽和家谱，试图以此影响犹太同事对他的看法，他在咖啡馆里的滑稽表演象征着文学咖啡馆正在吞噬留存不多的庄园传统。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是在波兰人的居住地以外长大的。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我该如何让自己“合法化”？我觉得波兰民间音乐是可怜的，克拉科夫舞和奥别列克舞（oberek）让人感到好笑，肖邦使我厌烦，因为他每每把调子拖长，当然这也因为我自己的音乐品位倾向于古典。这些理由已足以说明我不参与各种各样庆典仪式的原因。不过，我一直是波兰语的忠实仆人，我也忠实于波兰语中那些将会保留到未来的因素。所以，一个角色强加到我身上（我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我感到：如果我不能跟他们共事，至少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这是一种不幸，但甚至连毕苏茨基最终也这么认为。我尊敬那些选择在海外波兰人中进行活动的人士，但那不是我的选择。我甘愿做的，是去发现一个人是否可能在不讨取西方欢心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还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有人谴责我，说我通过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以赢得西方读者，但我感到我对“波兰文化”是负有义务的。不过，我所说的“波兰文化”不是指那种只分成优雅精致和粗鲁乡土的跛脚文化。
P
PREJUDICES（偏见）为了较为精确地思考这个世界，我们应该避免偏见，或者避免关于某些人、某些事的先入之见。比如，红头发的女人都不值得信赖；洗澡对健康无害；如果用牛奶把饭菜冲进肚子里，会导致肠子打结。先入之见可能跟迷信有关，迷信本身则根源于某些传统观念。从我在立陶宛的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什么事情是禁止的：不能在火上吐唾沫，不能把面包片倒过来放，不能把面包扔进垃圾箱，不能倒着走路，因为那样做意味着你在测量你母亲的坟墓。
不过，偏见有时是必需的、积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你保存精力。我们不可能老是忙忙叨叨地伸着舌头，去一条条地检验我们周围数不清的信息。偏见允许我们绕过它们。我不想隐瞒这样一个事实：我有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对偏见的偏爱。因此，我对波兰王国时期的波兰人抱有偏见，认为他们不够严肃；我也对国家民主党抱有偏见，认为他们都是些鬼迷心窍的人；我还对《文学新闻》抱有偏见，因为它具有贵族习气，而我自己缺乏高贵的血统；我对诗人扬·雷宏尼抱有偏见，因为他摆绅士架子；我也不喜欢诗人于连·普日鲍希（JulianPrzybo?），因为他的观点总是那么激进。还有许多。斯蒂凡·基谢列夫斯基曾经徒劳地想让我去读罗曼·德莫夫斯基的作品，而我对此人抱有极大的偏见。我把某些类型的文学作品撇开了，从来不读。比如，年，法国有一本有名的畅销书，叫做《你好，忧愁》，作者是非常年轻的弗朗索瓦丝·萨冈。我当时住在法国，但我并没有读（许多年后，我才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读了这本书）。同样，当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阅读耶日·科希尼斯基的《画中鸟》时，我也没有去读。我跟科希尼斯基在帕洛阿尔托见过面，他问我关于《画中鸟》的看法。当我回答说“我没有读过那本书”，他几乎噎住了。
如果我不是一个人们所说的执迷不悟又带有偏见的人，也许更好些。但是毫无疑问，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T
TERROR（恐惧）在20世纪的欧洲，恐惧是一种主要的心理状态，但它还没有被广泛分析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也许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回味那种羞辱的感受，恐惧使人感到的就是耻辱。当然，恐惧有多种，我们应该逐个分析。
战时的恐惧只是一个英雄主义问题。所有的士兵都害怕，不过优秀的士兵能用他们的意志力战胜恐惧。我们人类本质上都是享乐者。孩子们不断地出生，代替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当许多勇敢的人被交托给大地时，我们人类难道没有失去什么吗？英雄们躺倒在战场上，而与他们作战的是一些同样勤劳的人们—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参加战争的人数以百万计—难道我们不应该就此发问：我们失去了最优秀的基因，这对活着的人有什么影响？耶日·斯坦鲍夫斯基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法国、德国和英国真正有潜能的领导人物不是死于大屠杀的话，一战之后的欧洲会很不一样。
在斯大林政权或纳粹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人们每天所面临的恐惧是另外一种。在年的维尔诺，我对这种滋味只是浅尝了一下；不过，尝一下就足够了。我因此得以根据我听来的别人的谈话和故事，想象黎明前人们可怕的等待，等待“他们”出现。在俄罗斯，根据地方上的告发草拟的名单，或由专案逮捕和“坦白”，各种各样的人被赶进了集中营。如果我不是在年7月逃出了维尔诺，我想，我不会有勇气拒绝为《维尔诺真理报》写东西。这或多或少是上边的要求，因为我们“灾祸派”有几个人都曾在那上面发过文章。当人们对流放的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时，我们怎么还能指责他们呢？亚历山大·瓦特曾描述过那种莫大的恐惧。当时他在《红旗报》工作。《红旗报》在利沃夫，相当于《维尔诺真理报》。置身于一群驯服的精英分子之中，你对遭到集体驱逐的恐惧就会减弱。但是，当你想到你稍稍出错或思想出轨就会受到惩罚的时候，你还是恐惧在心。利奥波德·泰曼德曾经为《维尔诺真理报》写文章，后来他被判了十五年。不过，他没有被流放，那是因为铁路工人解开了机车与车厢之间的挂钩，也因为那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所以他幸存了下来。
恐惧会使行动陷入瘫痪，或者有可能会妨碍行动。我曾闯过四道“绿色”边界线，从维尔诺长途跋涉到华沙。那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如果我心存恐惧，可能就做不成这样的事。我给自己做过一个特殊的（疯狂的）手术—我至今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我确实想排除自己的恐惧感。恐惧感就在那儿，但我就是不让它进来。我是跟索非娅·罗格维卓娃（ZofiaRogowiczowa）一起艰苦跋涉的，后来她过分吹捧过我的能力和机敏。我为此而尴尬，因为我知道，我在那种困境中的所作所为虽然值得她赞美，但我真的既没有能力，也谈不上机敏。
在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恐惧有不同的阶段和紧张程度。我认为，年9月，随着第一批人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对正常的生活结束了。我们明白自己已成为彻底不受保护的动物。有四年时间，我一直心怀恐惧，它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子弹，我曾用各种策略对付它，比如让自己相信：这种或那种证件或许能帮助我（尽管事实上，我并没有那样强有力的证件）。或者，不去吸引那些可能会告发我的人的注意力（我那些收入地下出版的文集《独立之歌》中的评论就是这样写的，没有人会猜到我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过，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思考我与强力之间的秘密协定；如果你满足某些条件，它就会保护你。我还决定：由于我还没有完成命中注定要做的工作，我愿意苟活下去。
如果我一直想着肚子里的那颗子弹，我就不可能写东西了。实际上，我在战争期间的创作是丰厚的，有诗歌，也有散文。这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驼背弯腰是有好处的。我的问题是适应生活的能力差。而且我作为诗人本质上只是一个媒介，这是我应对生活的方式；就是说，我一直听到词语和节奏，而且我得服从它们的咒语。这意味着，我虽然走在大地上，却又好像不在人世间。我为自己织起一个茧子，这使我感到，华沙虽然有种种恐怖，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成长所必需的。
除了那些超出我能力的考验，要为人正派，我就必须相信上帝。心怀感恩。
TIME（时间）千百年来，我们人类一直在思考，世界到底从何而来。有人说，肯定有一个开始；又有人说，它始终存在。对我们而言，“始终”已失去所有意义，因为在“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虽然不论是我们的想象，还是我们的语言，都没法抓住“没有时间”这个概念。在“有”之前存在的是什么呢？查特斯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中世纪学者们认为，那是神圣之光。神圣之光转变成物理之光，就创造出了整个宇宙。他们会乐于接受“大爆炸”理论，他们会说：“对，就这么回事。”
思考时间就是思考人生，而时间这个题目如此广阔，思考它就意味着在普遍意义上进行思考。那些区隔我们的因素—性别、种族、肤色、习俗、信仰、观念，相比于我们是时间的产物这一事实，何其苍白。蜉蝣只能活一天。难以捕捉的“现在”要么逃往过去，要么奔向未来；要么已成回忆，要么构成渴望。我们通过言语进行交流，而言语如同音乐，是时间的抑扬顿挫。难道绘画和建筑不是在把节奏转化为空间吗？
我的头脑中满是对活人和死人的回忆。我在写他们的时候总是意识到，我自己也会随时走人。在20世纪人类的星空中，我们聚在一起，就像一团云，或是一团星云。我同时代的人们：尽管我们生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但由于同处一个时代，我们之间便有了血缘之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血缘之亲比任何部落联盟都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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