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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肖洛霍夫于年创作的。它通过一位普通苏联公民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真实地再现了千百万人在战争中经历的痛苦生活，反映了德国侵略者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个名篇开5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苏联战争题材作品之先河。

译本:草婴译，载《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别爽朗。草原上积雪初融，河水泛滥，道路难行。在这交通阻塞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诺夫镇去。在叶蓝卡河的渡口，我独自坐在一排倒下来的篱笆上等同伴乘渡船从对岸过来。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拉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从村庄尽头走来。他以为我也是司机，就坐下来同我谈起他在战争中的遭遇。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们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充满了绝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吗?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谈者的脸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双眼睛。他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

“我是伏龙涅什省人，年生。国内战争时参加过红军。在饥饿的年，父母和妹妹都饿死了，我去给富农当牛马。不久，我结了婚，我的老婆伊林娜也是个孤女，在儿童保养院长大。她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天下没有比她更称心的人了。我们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姑娘。年，我学会了开车，收入不错，战前10多年中积了点钱，盖了一座小房子，可以说，生活过得心满意足。”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来了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林娜、阿拿多里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难免眼泪汪汪。阿拿多里只是抽动肩膀，好象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林娜......我们共同生活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村衣的肩膀和胸口这儿都给她的眼泪湿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样的情形......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独而没有表情，好象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勾住我的膀子，浑身哆嗦，好比一株刚砍倒的树......孩子们也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别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我那个却贴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张叶子贴在树枝上，还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她说:‘坚强些，我亲爱的伊林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抽一口气:‘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世......再也......见不着......见不着面啦！’......“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经心碎了，可她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她应该知道，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薄饼。这当儿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往她的肩膀上一推。仿佛是轻轻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她站不住脚跟，一连后退三步，接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这么离别的吗?我还好好儿的，你干什么提前就把我给活活地埋掉哇?!’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见她简直疯了......

他讲到一半忽然中断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他的喉咙里有样东西在翻腾，在咕噜咕噜地发响。别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那两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也在哆嗦......

“不用了，朋友，别讲了!”我低声说，但他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话。接着他竭力克制住激动，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嘶哑的声音说:

“为了当时推了她一下，我就是到死，就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能原谅自己呀!”

他重又沉默了好一阵。他试着卷一支烟，可是报纸破了，烟草都撒在膝盖上。最后，他勉强卷成了一支，狠命吸了几口，这才一面咳嗽，一面继续说:

“我摆脱伊林娜，捧住她的脸吻了吻，她的嘴唇却冷得象冰。我跟孩子们告了别，向车厢跑去，在火车开动时跳上踏板。火车慢慢地离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们的旁边经过。我看见我那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挤在一块，向我挥着手，他们想笑，可是没有笑成。伊林娜两手狠抱住胸部，嘴唇白得象纸，还在喃喃地说着些什么，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整个身子向前俯冲着，仿佛要顶着狂风开步走来......她就这样一辈子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双紧紧抱住胸部的手，两片苍白的嘴唇，一对充满泪水的睁得老大的眼睛......我在梦里看见她，多半也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干什么要推她呀?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心还象被一把钝刀割着似的......

我上前线以后，开头一段时间，家里常有信来。不过，我连一年仗都没有打满。年，一次在运送炮弹的途中，我被敌人的炮弹震昏过去，等到醒来时已经当了俘虏。夜里，我们被关在一个村庄的教堂里。被俘虏的人员中有个军医，在黑暗中想悄悄地给人治伤。他给我端上了脱臼的胳膊。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他就是当了俘虏，就是在黑暗中，还是干着自己伟大的事业。但是被俘人员中也有坏蛋。我听到身旁有个人对他的排长说，明天要出卖他。天蒙蒙亮时，我扑在那个坏蛋的身上，拼命用手掐死了这个叛徒。第二天早晨，被俘人员中没有一个人向德国党卫军出卖同志。我们被赶着上路，一直到波兹南的俘虏营。

“从被俘的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这边来。五月底才有了一个机会。我们被派到俘虏营附近的树林里去给死去的战俘挖墓，我悄悄地走到一丛灌木后面逃走了，一直朝太阳出来的方向跑去，一昼夜跑了将近40公里。可是第四天，我还是被捉住了。德国人的几条警犬循着我的脚印跑来，把我咬得血肉模糊。我又被带回俘虏营。但是我没有死，还是活下来了。

“在被俘的两年中，我被他们赶着走遍了半个德国。他们逼着你干活，他们打你，就因为你是俄罗斯人，就因为你还活在世上......九月间，我们被派到采石场干活，定额是每人每天四立方米。当时大家即使不干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一天晚上下工回营房，我发牢骚说:‘他们要我们采四立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的坟上只要一立方米就足够了。’谁知有个坏蛋把我这些话向营警卫队长米勒告了密。第二天晚上，米勒把我叫去。我知道我是送命去的，但决心鼓起勇气像一个战士那样，毫无恐惧地看着手枪的枪口，不让敌人看见我舍不得离开人世…...

“在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干干净净，好象我们这儿漂亮的俱乐部。桌子周围坐着全营的长官。总共五个人，狂饮着白酒，吃着咸肉。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刚开瓶的白酒，还有面包、咸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食物。我对这些东西看了一眼，说实话，我感到那么恶心，差点儿呕吐起来。我饿得象一只狼，早已跟人吃的东西绝了缘，现在面前却摆着那么多好东……我勉强忍住恶心，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

“米勒喝得醉醺醺的，就坐在我的面前，玩弄着手枪，把它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好象一条蛇。嗯，我就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他就问我说:‘怎么样，俄国佬，你说采四方太多吗?’我说:‘不错，警卫队长，太多。’‘你说做坟只要一方就够了吗?’‘不错，警卫队长，足够了，甚至还有得多。’

“他站起来说:‘我特别抬举你，为了你这些话，现在亲自来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你到那儿去送命吧。我对他说:‘听便。’他站起来，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把这些一齐交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从他的手里接过玻璃杯和点心，一听到这话，全身好象给火烧着一样!心里想:‘难道我这个俄罗斯士兵能为德国军队的胜利干杯吗?!哼，你未免也太过分了，警卫队长!我反正要死了，可你跟你的白酒也给我滚吧!’

“我把玻璃杯搁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招待，但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只很有礼貌地用手掌擦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招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却那么仔细瞧瞧我说:‘你死以前吃些点心吧，’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递给我。我喝干第二杯，还是不碰点心，希望壮壮胆，心里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离开人世以前喝个醉。’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两条白眉毛问:‘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佬?不用客气!’我再一次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两杯也不习惯吃点心。’他鼓起腮帮，嗤的响了一声，接者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叽哩咕噜地说着德国话，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们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移动椅子，向我转过嘴脸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似乎温和些了。

“警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他的两手笑得直打哆嗦。我慢吞吞地喝干了这一杯，咬了一小口面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让这帮该死的家伙瞧瞧，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的。

“随后警卫队长摆出严肃的神气，整了整胸前的两个铁十字章，不带武器，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听好，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回到你的住区里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给你的。’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交给我。

“我使劲夹住面包，左手拿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了个向后转，拔脚向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年，德国人派我去给一个德国少校级工程师开汽车。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回波茨坦。后来，上级派他到接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御工事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我开始通夜考虑怎样逃回祖国。一天，我送少校去修工事，半路上我用一个两公斤重的砝码打昏了他，带着他冲过德国人的前沿阵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经过好几个人的手，最后来到一位上校师长那儿。他拥抱了我，感谢我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那份宝贵礼物。他说:你那个少校加上他的皮包，比20个‘舌头’更宝贵。我要请求司令部，让你得到政府的奖赏。医院治疗，然后给一个月的假回家，假满回来再分配工作。我激动万分，因为两年来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医院里给伊林娜写了一封信，但两个星期也没有回音。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了邻居从伏龙涅什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在42年6月里敌人轰炸时，一颗重型炸弹炸毁了我的房子。伊林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幸好儿子没在家，后来他申请上了前线。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两年来，我差不多夜夜在梦中跟伊林娜和孩子们谈话，原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

“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了一个月的假期，还是回到了伏龙涅什。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一片荒凉，象坟地一样静。我感到穿心的悲痛，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不过，过了三个月，我又象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洋洋了:儿子找到了。他已经获得大尉称号，当了炮兵连长，还得过六次勋章和许多奖章。我为他感到骄傲。我想，老子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可是儿子的日子还在前面呢。

“夜里醒来，我常常做着老头儿的梦:等到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儿，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一句话，尽是些老头儿的玩意。可是，就连这些梦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进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等到战事快要结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给阿拿多里，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跟儿子打两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两人间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见面。哎，见是见到了......五月九日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拿多里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那天中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象看见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转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象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士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拿多里，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多里…...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拿多里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丧。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伏龙涅什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

“到了乌留平斯克，我仍旧在一个汽车队里当司机。就在这时我认下了我的新儿子凡尼亚，也就是在河边沙地上玩着的那一个。他也是一个孤儿。一次我在茶馆附近看见了这个小家伙。他头发蓬乱，脏得要命，可是他那双小眼睛，亮得象雨后黑夜的星星!他那么惹我喜爱，从此我开始想念他。出车回来，总是急于想看见他。凡尼亚告诉我，他的爸爸在前线牺牲了，妈妈在火车里给炸死了。当我告诉他我就是他的爸爸的时候，他扑在我的脖子上，吻着我的腮帮、嘴唇、脑门，同时大声叫起来:‘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我等了那么久，等你来找我。’他贴在我的身上，全身哆嗦，好象风里的一根小草。我的眼睛里蒙上了雾，我也全身打战，两手发抖。”我打定主意领他当儿子。我的心立刻变得轻松和光明些了。从此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我跟凡尼亚不论怎么总可以过下去的，只是我的心荡得厉害，得换一个活塞了……

“……有时候，心脏收缩和绞痛得那么厉害，眼睛里简直一片漆黑。我怕有一天会在睡着的时候死去，把我的小儿子吓坏。此外，还有一件痛苦的事:差不多天天夜里我都梦见死去的亲人。而梦见得最多的是:我站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他们却在外边，在另外一边......我跟伊林娜、跟孩子们天南地北谈得挺起劲，可是刚想拉开铁丝网，他们就离开我，就在眼前消失......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显得挺坚强，从来不叹一口气，不叫一声‘哎哟，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湿透......”.

这当儿树林里听到了我那个同志的叫声和划桨声。

这个陌生的、但在我已经觉得很亲近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巨大的、象木头一样坚硬的手:

“再见，老兄，祝你幸福!”

“祝你到卡沙里一路平安。”

“谢谢。喂，乖儿子，咱们坐船去。”

男孩子跑到父亲跟前，挨在他的右边，拉住父亲的棉袄前襟，在迈着阔步的大人旁边急急地跑着。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将在父亲的身边成长，等到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克服自己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做的话。

我怀着沉重的忧郁，目送着他们…...本来，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可是，凡尼亚用一双短小的腿连跳带蹦地跑了几步，忽然向我回过头来，挥动一只嫩红的小手。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

（谭得伶）

班级：汉语言班

整理人：黄晓燕李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