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中，像色诺芬这样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历经城邦由盛而衰整个过程的“世纪老人”，是绝无仅有的。色诺芬《希腊史》记载公元前秋至前年夏大约半个世纪的希腊史事。在他所记载的内容中，涉及确切年代的最晚的史实，是色萨利(Thessaly)的提西丰努斯。他统治时期始于公元前/前年，结束于前/前年。近代古典文献学研究已经确认，色诺芬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明显早于《希腊史》的其他部分，其他篇章的写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其间大概有过多次修改。因此，《希腊史》应该是色诺芬思想最成熟时期的著作。
毫无疑问，《希腊史》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千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个时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强调希腊城邦社会经济发展，奴隶数量激增，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斗争趋于激化等等。其实，这些看法稍显简单化，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
色诺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第一，希腊世界格局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发展历程，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在希腊诸邦中，资历最深的霸主，无疑当数拉栖代梦(斯巴达)。斯巴达人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断伺机向外扩张，形成了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源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自公元前7世纪末起，拉栖代梦人不仅成为南希腊无可争议的霸主，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常备军，频频干预希腊其他城邦的内外事务，俨然成为希腊秩序的维护者。据希罗多德记载，为了结束皮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他们曾两度出兵雅典。修昔底德认为，正是他们推翻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多数城邦的僭主政治。波斯战争给希腊城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希腊城邦世界的旧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雅典海上霸国的崛起。雅典人虽然在陆上很难动摇斯巴达人的霸主地位，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其海军，一跃成为希腊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第一海上强国;他们利用原臣属于波斯帝国的那些希腊城邦急于摆脱波斯人桎梏的迫切要求，使得爱琴海区域以及小亚细亚沿海诸邦先成为其领导下的“提洛同盟”(DelianLeague)成员国，继而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其逐步臣属于雅典人，从而形成历史上的“雅典帝国”(AthenianEmpire)。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希腊世界，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前者陆地称雄，后者海上称霸；两强相持不下，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战争，大体保持均势，共同维持着希腊世界的“有序”状态。然而，随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和激化，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财力、国力不断消耗。到了战争后期，在斯巴达、雅典两败俱伤之际，波斯势力趁机介入，对于希腊世界的局势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波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支持，对于其最终获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拉栖代梦人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公元前—前年)，实现了希腊及爱琴海地区暂时的“统一”，被有的学者称为“斯巴达帝国”。但人们注意到，其本已薄弱的国家机构，却并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有所强化，反而更加力不从心，根本难以掌控急剧扩大的领土。胜利者本该愈加强大，而拉栖代梦为何反而衰弛了呢？这一点令古典作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随着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War，公元前—前年)的结束，这个外强中干的所谓“帝国”，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分崩离析了。于是，希腊再次进入“无序”状态，越发受制于波斯人。公元前年，波斯国王颁布的“大王和平敕令”表明，希腊诸邦现有秩序的维持，斯巴达苟延残喘的霸权地位，所依靠的不过是波斯国王的一纸敕令而已。成立于公元前/前年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一度使爱琴海的海上秩序有所恢复，但是从传世的盟约来看，这个同盟也是以不违背国王的敕令为前提的，说明雅典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了。“同盟战争”后，该同盟亦名存实亡。在斯巴达、雅典双雄相继衰弛之际，底比斯人一度崛起(公元前—前年)，他们在名将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的统率下，多次攻入伯罗奔尼撒，数度重创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但随着伊巴密浓达的阵亡，其霸权也随即终结。色诺芬亲眼见证希腊世界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看到一个个“强人”衰老或离世，看到希腊世界一次次由“有序”变为“无序”，终于使他不能不对希腊世界的前途感到迷茫，或者说，他一时还看不到未来重建希腊世界秩序的希望。公元前年曼丁尼亚战役之后，风烛残年的色诺芬也许彻底绝望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第二，希腊城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城邦危机开始出现并且初步发酵。公元前4世纪前期，危机普遍日益深化，在不同城邦，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体”；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小私有者(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小土地所有制。色诺芬作为城邦上层集团的一分子，生活在城邦危机这一社会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展到鼎盛，同时也初现危机萌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公民权、士兵、土地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城邦社会结构出现某种松动甚至彼此脱节的迹象，如雅典“军事移民”的常态化等，都表明公民个人与公民集体(城邦)、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城邦危机的实质，是城邦这种早期国家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或早或迟要被规模更大、统治机构更复杂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取代。城邦危机的深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发展，逐步突破城邦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机构随之演变和强化;另一种是外表上虽依然保持着城邦基本结构，但逐步失去活力(内部的凝聚力或外部的扩张力)，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征服或者取代。
就个人和公民集体的关系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私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个人权势的增长等)，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权贵人物甚至把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公民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克里提亚斯(Critias)、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等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集体同时也是一个战士共同体。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原本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随着战争频率、规模日益增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城邦军队(如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海军)中异邦人的比例不断提高，雇佣兵制度悄然发展起来。这样，城邦财力的强弱对于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影响愈益明显。这也是波斯人自前5世纪末起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操纵希腊城邦外交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最主要原因。及至前4世纪，财政拮据困扰下的雅典城邦，很少大规模使用雇佣军，公民兵依然常常担任军队主力，但公民参战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国家或雇主的财力状况，这实际上就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斯巴达城邦危机则属于另一类型。
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战争是邦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海盗、贸易密切结合在一起，是世界诸区域间联系趋于密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纵观希腊的历史，陆地和海上的征战不仅扩大了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也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某些有识之士开始并且逐步习惯于跳出城邦的窠臼，从超越城邦的视角去观察城邦的兴衰，这是“希腊”作为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形成的历史基础。当然，历史上的“希腊”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是动态演进的。色诺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考察和阐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
第三，从希腊社会精英的心路历程来看，色诺芬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与古典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色诺芬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作为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雅典贵族，他亲历雅典平民滥权，误国害民。他深爱祖国，渴望她国富兵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情结一直植根于他的心头。他后来将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祖国效力，可以为证。
城邦危机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力图开出挽救危机的种种“灵丹妙药”。虽然色诺芬并未像柏拉图那样，以其严密复杂的哲学思辨体系构建其心目中的“理想国”，但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在《斯巴达政制》的末尾吐露了心声。色诺芬的“理想国”的主要特点就是具体化、零碎化。柏拉图曾经设计过一个培养“哲学王”的系统工程，而色诺芬则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描述抒发胸臆，虚构居鲁士大帝种种“优秀品质”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在他看来，假如现实社会中有这样的伟人，何必担心希腊世界秩序大乱?何必担心希腊世界支离破碎而难以统一？又如，他对于理想“宪法”的设想是通过对来库古斯(Lycurgus)立法的赞美来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倘若斯巴达人一直恪守古代圣贤的立法，何至于败落到如此地步?再如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不像柏拉图那样设想出公民的理想生活图景，而是通过对酒会、狩猎、耕耘等具体事务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其对那种理想生活愿景的追求。唯其如此，读者们需要将其所描述的各种“景致”拼接起来观察，才会隐约看出其“理想国”的整体构思。只有把《家政论》和《雅典的收入》的相关阐述结合起来，才会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经济主张;要把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对诸多英雄人物的评述与他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对居鲁士大帝和阿格西劳斯的称颂结合起来，才能大体厘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
色诺芬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必然带有其时代特征。奴隶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来完成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崇拜英雄和强者，希望自己的祖国以武力征服他邦，从而实现和平有序的生活。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时期，希腊城邦总体上相安无事。可是，时过境迁，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雅典对外扩张屡屡受挫。雅典于公元前年组织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到公元前年“同盟战争”结束时也名存实亡。作为一位雅典人，色诺芬退而反思:雅典平民如果不剥削同盟者，难道就不能实现富足和强大吗？基于此，他在《雅典的收入》中提出了改善雅典财政状况，增加雅典收入的种种理想化途经。如以优惠政策吸引外侨前来雅典居住和经营，授予外来经商者以诸多特权等等。
色诺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赞赏斯巴达、贬抑底比斯的取向。这是理解色诺芬《希腊史》后五卷内容的关键。但是，如果据此断定色诺芬不热爱甚至背叛自己的祖国，似乎也有些简单化了。城邦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集体意识日趋淡薄，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荣誉、真诚和友谊;雇佣兵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末起逐步流行，雇佣兵行为最明显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给钱就打仗，有奶就是娘”。既然强者代表公理，色诺芬在政治上崇敬波斯人及其先王居鲁士大帝，称许斯巴达先前立法者来库古斯以及现任国王阿格西劳斯，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波斯是近年来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是当时希腊世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他获赠的那片土地，恰恰是拉栖代梦人对外扩张的直接结果。至于他对底比斯的看法，有的研究者指出，与其说是色诺芬个人的偏见，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希腊人共同的偏见。虽然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都有称雄全希腊的野心，然而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底比斯人无疑是一种僭越，而斯巴达人则正当得多。在希腊诸邦中，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它长期居于斯巴达、雅典之下，陆军弱于斯巴达，海军不如雅典，属于“二流”强国。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与波斯交恶以后，人们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污点—波斯西征希腊时，底比斯人曾死心塌地投靠波斯人。更为严重的是，底比斯的崛起势必打破希腊人长久以来所默认的陆(斯巴达)海(雅典)对峙、势力制衡的传统格局，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僭越。
色诺芬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希腊史》的。作者没有明确申明其写作动机，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希腊史》前两卷乃是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未竟之作的续写，大概也是最先完成的部分。这两卷记述了公元前—前年交战双方的主要军事外交活动，特别是与波斯的外交关系，至雅典战败投降结束。这部分内容相对独立，主要战事都发生在伊奥尼亚地区及其附近岛屿，史称“伊奥尼亚战争”。
大体说来，《希腊史》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以拉栖代梦成为希腊世界霸主及其衰落为核心内容。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共7章):首先接续修昔底德著作第八卷末尾，从公元前年秋冬之交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在赫勒斯滂地区的交战写起，直至公元前年初冬雅典诸将军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公元前/前年，阿卑多斯(Abydos)之战和库济科斯(Cyzicus)之战，雅典人虽然获胜，但由于财政拮据，他们不得不四处奔忙，筹措军费。雅典名将阿尔基比阿德斯整合现有的海军力量，力图夺回爱琴海及赫勒斯滂地区的制海权。公元前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就任波斯沿海诸省总督，大力支持斯巴达人，战局对雅典愈加不利。同年，阿尔基比阿德斯获准重返雅典，一度让雅典民众看到了希望，他“被任命为全军总司令，授予绝对权力;人民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重振邦国势力的人物”;随后雅典组建一支舰队。此时，斯巴达海军名将吕山德(Lysander)走马上任。双方在诺提昂(Notium)交战，吕山德取得小胜。雅典民众得知此消息后，随即罢免了阿尔基比阿德斯，另选举出10位将军。公元前年，雅典举全国之力，组织了有艘战舰的舰队，在伯里克利(Pericles)、狄奥麦顿(Diomedon)等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阿吉努塞大捷。然而，大胜之后的雅典人并未乘胜追击，反而深陷内讧。塞拉麦涅斯等人经过密谋策划，诬陷当时指挥作战的8位将军未能打捞起落水桡手。控辩双方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最终经过表决，竟然破天荒地一次性判处6位将军死刑并立即执行。
第二卷(共4章):拉栖代梦人在阿吉努塞战败后，不得不重新启用吕山德担任斯巴达海军副将，行主将之职，他上任后立即得到小居鲁士的鼎力资助。公元前年，斯巴达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雅典的舰队在海峡对面的羊河河口集结，双方对峙。吕山德以逸待劳，发动突袭，致使雅典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约3万俘虏中的名雅典公民被悉数处死。羊河之战惨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难逃厄运，全城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和极度恐慌的气氛中。塞拉麦涅斯率团两度出使拉栖代梦。最后，拉栖代梦人否决了底比斯等邦所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迫使雅典人接受条件苛刻的战败和约。随后，吕山德大军开进比雷埃夫斯港，拆毁长城，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斯巴达人的附属国。至此，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然而，以克里提亚斯为首的三十寡头政府在斯巴达驻军的支持下，实施恐怖政策，大肆捕杀富裕的麦特克(Metics)，剥夺其财产。色诺芬指出，“他们为了私人利益而在八个月内所屠杀的雅典人，比在近十年战争期间被伯罗奔尼撒人杀死的总数还要多。”危急时刻，塞拉麦涅斯挺身而出，坚决表示反对，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双方在议事会上展开激烈的论争。最终，塞拉麦涅斯被强行带走，执行死刑。不久，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rus)率众占据阿提卡边境要塞斐列(Phyle)，攻占比雷埃夫斯，打败三十寡头的军队，克里提亚斯战死，三十寡头政府垮台。寡头派及其追随者败退至埃琉西斯(Eleusis)，由斐列和比雷埃夫斯返回的“港民党”与雅典城里的“市民党”之间达成和解，结束内战。公元前年，雅典民主制得以重建，实施大赦，诸派之间，和睦共处，并且依照“此前业已生效的祖先的宪法”行事。
第三卷(共5章):色诺芬将公元前—前年希腊史事以及随居鲁士出征的经过一笔带过，着重记载公元前—前年间，拉栖代梦人派军前往小亚细亚同波斯人作战，希腊本土阿尔戈斯、雅典、波奥提亚诸邦结成反斯巴达同盟，以及斯巴达军遭到同盟联军的痛击和科林斯战争的爆发。色诺芬所率长征归来的雇佣军余部，先后在提布隆、德基里达斯麾下效力，与波斯驻小亚细亚地区的总督提萨佛涅斯(Tisaphernes)和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等展开较量。同时，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交战，击败对手，强占其领土。如前所述，这是色诺芬在斯基洛斯的那片赠土的由来。公元前年，瘸腿的阿格西劳斯继任斯巴达国王;翌年，在拉栖代梦，基那敦(Cinadon)策划暴动，事泄被杀。前年，阿格西劳斯率军出征小亚细亚，直逼萨迪斯(Sardis)，在击败老谋深算的提萨佛涅斯之后，准备进军小亚细亚的弗利吉亚(Phrygia)省区。在此关头，波斯方面派人携巨款前往希腊，利用某些城邦对斯巴达的不满，通过贿赂其当权派等手段，结成反斯巴达联盟。底比斯人首先发难，借机入侵佛基斯，迫使斯巴达人在亚欧两线作战。公元前年秋，拉栖代梦的另一位国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率军增援佛基斯，哈里阿图斯(Haliatus)之役，吕山德战死，波桑尼阿斯回国后因此被判死刑。
第四卷(共8章):主要记载科林斯战争的陆战和海战的情况。公元前年，阿格西劳斯在法那巴佐斯所辖弗利吉亚省区内征战，一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正当他集结更多的军队，准备向波斯腹地大举侵袭时，拉栖代梦当权者派出的使者来到他的军营，命其尽速班师。他明知波斯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却不得不奉命回国。公元前年初夏，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科林斯人、阿尔戈斯人、波奥提亚人、雅典人等反斯巴达联军在科林斯境内交战，结果前者获胜;阿格西劳斯率军由小亚细亚返回，在途经科罗尼亚时，遭遇由雅典人、阿尔戈斯人、科林斯人、罗克里斯人等组成的联军，双方在平原地带列阵对峙，阿格西劳斯浴血奋战，大获全胜。之后，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他们的对手，分别以西基昂和科林斯为基地，频频交战。阿格西劳斯回国后，多次出兵阿尔戈斯、科林斯等地。公元前年，雅典名将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率麾下的“轻盾兵”，在科林斯和列凯昂(Lechaeum)之间，大败一向号称无敌的斯巴达重装步兵。
在海战方面，拉栖代梦人屡遭重创。公元前年，波斯总督法那巴佐斯指挥以雅典旧将科浓(Conon)为首的希腊雇佣军，在克尼多斯(Cnidus)海战中，打垮斯巴达海军，杀死其主将，夺回爱琴海制海权。公元前年，科浓趁机利用波斯的金钱资助，扩大海军，重修雅典长城，海上诸岛纷纷倒向雅典一方。雅典势力的复兴，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他们向波斯将军提里巴佐斯(Tiribazus)派出使团，力图说服他停止资助科浓，并设法与波斯国王缔结和约。结果，科浓在波斯遭到拘押。公元前—前年，特拉叙布鲁斯所率雅典海军和伊菲克拉特所率轻盾兵，在赫勒斯滂地区海陆战场接连取得胜利。
第五卷(共4章):记述时间为公元前—前年，涉及“大王和平敕令”、斯巴达势力衰落与底比斯的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斯巴达联盟的势力增长使得斯巴达人和波斯人深为不安，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又联合起来，战局开始对他们有利。公元前年，波斯总督提里巴佐斯将波斯国王的敕令送达萨迪斯。这明明就是波斯国王给希腊诸邦下达的一道敕令，却被某些希腊人奉为“和平条约”。斯巴达人通过这道敕令，狐假虎威，捞取了不少好处，而实际上真正得利的是波斯人，这是其金钱外交的重大胜利。公元前年，拉栖代梦人攻陷曼丁尼亚，拆毁其城墙;前年又募集精兵一万，出征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半岛重要城邦奥林苏斯(Olynthus);前年，国王阿格西波里斯(Agesipolis)在交战中染病身亡;前年，阿格西劳斯征服弗琉斯(Phlius);同年，粮尽援绝的奥林苏斯，不得不屈服。色诺芬认为，“大王和平敕令”颁行以后，拉栖代梦人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终于在各方面极大地稳固了帝国的基础”。
然而，拉栖代梦人称霸希腊的局面很快遭遇严峻挑战。在陆上，公元前年，底比斯人在雅典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拉栖代梦人所扶植的政府，驱逐了拉栖代梦驻军。公元前年，在波奥提亚的泰吉拉(Tegyra)，底比斯将军佩罗皮达斯(Pelopidas)率军重创人数占优的斯巴达军;同年，底比斯人再次征服波奥提亚诸邦。在海上，雅典人于公元前年组建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并于公元前年那克索斯海战中大败拉栖代梦海军，重掌爱琴海制海权。在这种情况下，拉栖代梦人的霸权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色诺芬对泰吉拉之战和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只字不提，对那克索斯海战也是一笔带过。
第六卷(共5章):记述公元前—前年主要史事。底比斯人在征服波奥提亚诸邦之后，实力大增。公元前年，他们出兵佛基斯，拉栖代梦国王克列奥姆布洛图斯(Cleombrotus)亲率军驰援。插叙色萨利的法萨鲁斯人波里达玛斯前来斯巴达发表演说，介绍色萨利的塔古斯伊阿宋的有关情况。面对底比斯的崛起，雅典人决定与拉栖代梦人缔和，命令提摩修斯的舰队返航。拉栖代梦联合西西里的叙拉古人出征科基拉。公元前—前年，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率军出征，全歼叙拉古援军，控制了科基拉等地，战功显赫。
公元前年6月，为了遏制底比斯的崛起，雅典人分头出使底比斯和拉栖代梦，终于说服各方，缔结和约，史称“卡里阿斯和约”。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重申“大王和平敕令”的有关内容，强调各城邦必须独立，不得结盟，这实际上是针对底比斯人的。同时，拉栖代梦当权者给佛基斯驻军统帅克列奥姆布洛图斯下令，如底比斯人不履行和约，便立即对其开战。公元前年7月，拉栖代梦大军与底比斯的军队在波奥提亚境内的琉克特拉展开决战，斯巴达的骑兵一触即溃;接着，向来打遍希腊无敌手的重装步兵队在底比斯人“斜楔阵”的攻击下也死伤过半，参战的名斯巴达公民约有人阵亡。公元前年冬，伊巴密浓达和佩罗皮达斯统率7万大军攻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大肆劫掠，这在拉栖代梦的历史上尚属首次;随着斯巴达人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阿卡狄亚诸邦趁机组建阿卡狄亚同盟，成为该地区一股新兴力量;翌年，美塞尼亚人宣布独立，底比斯人凯旋而归。
第七卷(共5章):从雅典和斯巴达结盟开始，结束于公元前年的曼丁尼亚之战。公元前年春，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全权大使抵达雅典，经过磋商，达成协议:双方将轮流出任舰队司令，轮流出任陆军统帅。随后的奥涅昂之战，底比斯人大获全胜;接着，狄奥尼修斯派出的第一批援军赶到，与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协同作战，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难以取胜，不得不班师回国。公元前年夏，波斯总督的代表腓力斯库斯(Philiscus)携带大笔金钱来到希腊，在德尔斐召集底比斯和拉栖代梦等邦，商讨缔约事宜，但未达成协议。于是，腓力斯库斯集结了一支雇佣军，支持拉栖代梦人重启战端。此时，狄奥尼修斯的第二批援军到达。大多数盟邦支持拉栖代梦人，主张将决战地点置于拉哥尼亚。同年，拉栖代梦人在本土击败阿卡狄亚(Acardia)和阿尔戈斯联军，取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
公元前年，底比斯人仿效20年前的拉栖代梦人，派使者觐见波斯国王，深受波斯人赏识的佩罗皮达斯力图通过一道敕令，控制主要对手，实现其称霸全希腊的目的。随后，在底比斯人召集的全希腊大会上，由于遭到各邦普遍反对，他们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佩罗皮达斯和底比斯人谋求称雄希腊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接着，书中插叙弗琉斯人的事迹，盛赞他们在琉克特拉战役之后，在庇里阿西人叛离、黑劳士起义的险恶情况下，依然对拉栖代梦人忠心耿耿，矢志不移地维持与拉栖代梦的同盟关系。
公元前年，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第三次攻入伯罗奔尼撒，雅典人与阿卡狄亚人结盟。这样，希腊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两大势力，一是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一是他们的反对者。这两大势力的一场大对决似乎是势所难免了。公元前年，伊巴密浓达再度挥师南下，斯巴达本土防务空虚。幸亏阿格西劳斯及时率军折回，结果竟出人意料地以少胜多，击退来犯之敌。随后，双方军队都转而集中到曼丁尼亚附近，准备决战。底比斯方面虽在决战中获胜，但主帅伊巴密浓达一命归天。
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希腊史》的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三次写成的，中间有相当长的间隔:第一部分(I.1.1—II.3.10)，内容自公元前年秋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是为了完成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约写于公元前年或稍后;第二部分(II.3.11—V.1.36)，内容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写至“大王和平敕令”，大概写于公元前—前年间;第三部分(V.1.37至全书结束)，内容自“大王和平敕令”至曼丁尼亚之战，约写于前—前年间。全书的重点是记载希腊霸主拉栖代梦人由盛而衰的经过。色诺芬在全书结尾处评论说:
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全希腊所有军民齐聚于此，站在两条敌对的阵线上彼此决战;没有一个人不这样预想，一旦战斗打响，胜者将成为统治者，败者将沦为其臣民。......
尽管双方都宣称本方获胜，但是任何一方的局势都没有丝毫好转，与战前相比，双方的版图、城市和影响力也没有任何增加;而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我也就此搁笔了。其后的事件，或许会有其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