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梅（-），音乐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民族音乐学教研组组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员。十数年来，在音乐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美学、音乐学学科建设等领域公开发表文论近百万字。主持编辑《音乐文化》年度学刊（卷），《中国音乐年鉴》（卷）。近十年来，为有关教学单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与进修生开设课程，涉及内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专题，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理论与方法，乐器学、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等课程。并先后应邀在巴黎法国自然史科学馆人类学研究院，意大利都灵（威尔第）音乐学院，台湾故宫博物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台湾文化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波兰雅盖隆大学音乐学系等学府举办讲座。

年10月，我参加了在法国里昂举行的“新经济中的音乐产业”亚欧论坛。在由当年的亚欧基金总干事长戴尔芬·科洛姆（DelfinColome）主持的“全球化和艺术家”圆桌讨论中，他向在座的同行们提出了：

全球化是否改变了您的工作方式？

全球化是否改变了听众的感受方式？

全球化是否改变了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交流方式？

这些变化是积极的吗？

这些变化是否受到来自亚洲和欧洲的不同评价？

全球化有助于艺术的发展吗？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以什么姿态参与全球化和文化同一性的论辩？

在全球化能改善艺术家的创造力问题上，你有何看法？

在全球化将抑制艺术家的创造力问题上，你有何看法？

您认为能创立一个全球化美景吗？

……10个问题（参见赵维英、萧梅《新经济中的音乐产业--来自亚-欧音乐产业研讨会(,里昂)的报告》，载《人民音乐》年第4期，第47-49页）。

当时，讨论的观点纷纭。作为唯一一位非艺术家亦非经纪人和出版商的“学者”，我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半个世纪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保存工作为例，强调了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音乐学本职。并在发言的末尾遥想：期待某一天，办公室门口出现一个贵州苗寨的年轻人，他对我说：我想听到祖父的声音。

这个出自苗寨的意象，源于年初我们对黔东南和黔西北的苗族音乐考察。尤其是在黔东南，作为还算年轻的晚辈，每当听到向导指着山路说，“看，那条岔路就是当年他们（即指音乐研究所简其华、何芸、张淑珍老前辈）上山的路”时，内心的百感交集。毕竟，此时的音乐生态与彼时不再相仿，而这也正是我后来执着于音乐档案数据库建设的重要原因。你可以想象，在不同的年代，人们是怎么使用设备和技术的？他们录音的过程是怎样的？被录音者与录音者的关系如何？录音结果又如何被使用？录音本身被存放和使用的传记又能为我们讲述何样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它包含何样的文化变迁与他者故事？如此等等。

年，由于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数字化”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记忆”音响档案管理系统研究》，我们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的小时田野录音中抽样出盘磁带，并从中精选出36段音乐制作成67分钟的数字化音响《中国传统音乐典藏精粹》。在工作中我们从录音方式、录音使用、录音存放等方面对这批音响进行了考察。深感其背后隐含着大陆学界的录音藏品观念，即在于对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自身家底进行“文本式”收集、整理，为建设新的中国民族音乐体系提供创作、欣赏、教学、研究的有声资料。因此，围绕录音记谱和出版，或转录给广播或唱片机构，要较之录音制品本身的档案保存来的重要。换句话说，转写后的曲谱对于那个时代的音乐研究来说，要重于录音。录音更多地是音乐研究、创作、教学的辅助性资源，而非具有独立价值的历史档案（注：瞎子阿炳录制于年的录音，就是最好的旁证。经由杨荫浏等先生的实地录音，阿炳的二胡曲在出版曲集以及广播电台的传播、教材选编等等作业下，成功的“典籍化”[canonization]为20世纪中国音乐经典。但是围绕该录音的历史现场，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录音、录制的过程等历史信息，皆无元数据，而令此事件成为悬案）。这种意识，不免体现在藏品保存上触目的人为损耗。比如录音带存在大量因使用非标准盘夹引起的变形毁损；因卷绕、倒带的不规范作业导致磁带张力的变形，还有元数据缺省等等（相关分析，笔者曾撰写了《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音响档案》[ThesoundsarchivesoftheMusicResearchInstitute--aperspectiveonthestudyofmaterialculture]一文，发表于年在美国威斯利安大学[Wesleyan]召开的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学术年会上）。

图一录音带受损（1）

图二录音带受损（2）

带着这些问题，我于年专程赴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进修视觉、物质及博物馆人类学（visual，material，museumanthropology）。这次的学习，一方面加深了我一直以来就“德奥的思想”和“大英帝国的舰船”为音乐学及比较音乐学开局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藏品”作为物质文化，其自身记录了人与物、人与人、人的社会关系，并自在为一个历史的场所的认知。记得授课教师伊丽莎白·爱德华兹（ElizabethEdwards）有一篇讨论历史照片如何再度相约于世（re-engagement）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ElizabethEdwards:“JormaPuranen-Imaginary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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