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千里之外的故宫搬到南滨路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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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在设计师的手中被合理改造,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它的生命,有的变成了文创区,有的变成了博物馆,有的变成了咖啡馆。南滨路上的一处百年老建筑的新生也格外引人瞩目,著名建筑师张永和为它“量体裁衣”,因为它把千里之外的故宫“邀请”来了。为何“情定”重庆很多人突然发现,南滨路上的慈云寺旁悄悄出现了一栋气宇非凡的建筑。这栋建筑是何来头?是新修还是古建?这个故事要从年开始说起。年重庆开埠,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的内陆通商口岸。与渝中仅一江之隔的南岸,也随之成了各国外商眼中的“香饽饽”。人们纷纷来此建海关、设领馆、划租界、开洋行、办工厂、造别墅。现如今,当行走在南岸弹子石至铜元局长江沿岸,仍能看到一些当时保存至今的较为完整的建筑,安达森洋行便是其中一栋。

安达森洋行由瑞典人安达森修建,紧邻慈云寺,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同许多开埠时期修建的建筑非常不一样,安达森洋行里几乎都是青瓦屋面、青砖墙面,没有拱券的外廊、罗马的柱头、繁琐的雕饰等欧洲建筑常使用的元素。极其朴素的外观,倒更像是“入乡随俗”的中国乡土建筑。平日里,洋行主要经营鬃毛、腊肉及百货等,直至抗战爆发。

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华北形势告急。由于担心故宫文物被日本人破坏,为保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南迁,同时再分分南、中、北三路向西迁移。其中,中路数千箱故宫文物辗转来到重庆,被分别存放在渝中川康银行、南岸安达森洋行和吉时洋行三处建筑内。为何存放于洋行内,其实是因为日军对重庆实施轰炸期间,一旦日军飞机出现,安达森便会在房顶挂出瑞典国旗,以求安全。这个办法显然是有效的,安达森洋行最终幸免于炮弹之下,藏于此的故宫文物毫发无损,安达森洋行也为保护文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时间来到现在,那些珍贵的文物如今正安稳地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一直坚持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任院长单霁翔在了解到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后,便带着团队重新走访了这条路线,对西南地区故宫文物的秘密存放点进行了寻访、考察。走访过程中,单霁翔与其团队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要在西南地区建立一座“南迁文物纪念馆”,让更多人了解和知道故宫文物的南迁历史。

然而,走访的结果不尽人意,大多数故宫文物保存地点已经消失,或只剩下部分梁柱和残墙瓦片,或被不合理使用。这段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深远的经历,居然已经快要消失了,让人十分痛心。幸好,单霁翔一行来到重庆安达森洋行时,仓库墙上的“不拆”二字,终于将故宫和重庆的缘分再次延续了下去。

年,故宫博物院、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南岸区政府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重庆市重点文化旅游品牌——安达森故宫文化项目。项目以安达森洋行旧址为空间载体,对现存建筑及周边环境进行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就这样在重庆“诞生”了。

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与安达森

为了能将故宫文物南迁的这段历史重现,整个文化项目的修缮和改造,邀请了誉有“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第一个担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著名建筑师张永和来主持设计。

这并非是张永和与重庆的第一次合作,早在多年前,张永和曾就参与过一个重庆的建筑项目。不过,当时建筑规划所在的地方较为平整,他认为这里的地形不足以体现出重庆的地貌特色。为此,张永和后来对重庆的地形、特点有过考察和调研,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设计灵感来弥补这一遗憾。于是,此次再与重庆结缘,改造安达森洋行,张永和将如何利用自己的过往经验“接好”这根从安达森手中交过的接力棒,变得格外让人期待。

当时,张永和接手下来的安达森洋行旧址占地面积约平方米,共有8栋建筑。根据文物保护等级的不同,这8栋建筑分为文物保护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前者修建时需保持原结构、材料、工艺等,复杂程度可想而知。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张永和采取文物保护建筑用“修旧如旧”的方式,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历史信息。比如采用了修复青砖墙面、青瓦屋面,将夯土墙以现代技术重建的技术。而传统风貌建筑则用“变旧为新”的方式,例如加入玻璃幕墙、钢结构等现代元素,将屋面改为小平板瓦铺设的卷棚屋面,将墙面改为玻璃幕墙等。至此,张永和认为的,该项目最大挑战——处理旧与新的关系,总算得以解决。

既然是将老建筑改造成“纪念馆”,建筑本身所附带的文化属性、风格特征,本身就具有“展品”的性质。于是,张永和还希望游客在参观“纪念馆”时,不仅可以进入到每个建筑空间里去体验文化、历史,同时也可以把建筑作为“展品”来欣赏。因此,纪念馆设计项目动线时,考虑到了观赏建筑的视角。在项目靠近慈云寺那一边,就修有石梯小道,每一层还留有空间作为观景平台。这不仅自然地将纪念馆和慈云寺隔出空间,还让游客攀爬其中时,可驻足休息,赏景观建筑,也就应了张永和将建筑作为“展品”的构想。

“旧”与“新”的对话

曾参与押运故宫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在《故宫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起故宫文物开始南迁的那晚:“车辆开始移动,一辆接着一辆,陆续地出了午门,在暗淡的灯光之下,缓缓前进,除了运古物的车子外,看不到别的车子;除了警卫人员以外,没有行人。景象是凄凉的。”过去的“凄凉”之景历历在目,幸好如今已不复存在,车水马龙的南滨路上,因为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呈现出了更加荣耀的“历史”。

今年年初时,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以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为文脉,保护故宫文物南迁旧址为使命,融合故宫文化、重庆文化,打造出了一个集展示、教育、体验、休闲等多功能的文旅项目。馆内目前规划有角楼咖啡、数字故宫、故宫课堂、故宫出版社书吧、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故宫文物南迁主题邮局、游客服务中心等业态,后续与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有关的活动都会相继在此展开。通过历史史料记录展示、南迁文物展览等,向公众呈现南迁历史典故。

不仅如此,纪念馆的开启也为重庆“两江四岸”的建设工程再亮一盏灯。“两江四岸”作为重庆城市发展的主轴,是重庆城市形象的“客厅”和“窗口”。长久以来,南岸区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特色,一直围绕着“历史人文风景眼、山水城市会客厅、商业商务中心区”的定位进行文旅打造。因此,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种崭新的文化传播方式,算是为南滨路的“历史人文”开启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这种关系其实正如安达森洋行与张永和一样,洋行见证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张永和对历史建筑进行了修缮与改造。这一去一来的两人的“跨时空”合作,让建筑不仅有了新的功能与使命,也将“旧”与“新”之间的对话永远延续。

来源+《重庆旅游》

文+蒋媛媛图+张坤琨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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