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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热逼人，刚刚过去的8月里发生了数起惊动全国媒体的医闹事件。其中一位受医院时，其父亲对医生们说，如果救活了，我们给你们医护人员下跪，如果救不活，你们所有医护都不用活。8月里，让人清凉的事情也有发生，八年里被四次判处死刑的念斌被福建省高院宣判无罪，一时间引发诸多议论和思考。大家赞扬法官的认真负责态度，肯定法院重证据以及慎用少判死刑的进步。也有声音为中毒死去的两个孩子说话，呼吁早日查清真相。生活中总是充满各种不如意，更有无数让人极度气愤、痛苦和绝望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应对？

现在网络通讯发达，一有让天下人不平之事，甚至只要有隔岸观火的热闹事，就会顷刻间舆情汹涌，人人伸出手指来责难，摆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架势，高喊从严从快，也顾不得当事各方的心情、处境和未来。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其实也有其前现代的根源，即人类社会原始和相对简单的律法和公正。旧约《申命记》记录古代犹太人的审判条例说，判案要有多人作证，要有法官的细细查究，证人和法官都要心怀对神的敬畏，而对已经证实的罪人，“不可发慈悲，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些话里面有后世法律的基础原则，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需要超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需要超越“以命偿命”。

著名作家邵荃麟先生早年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序言里写道：作者要求他的人物“用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爱和宽恕，来溶解自己心灵上的痛苦”。在当时的氛围里，邵先生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不得不对此有所批评。不过五十年代大量翻译过来的俄罗斯文学被广泛阅读和欣赏，其实早已经是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当下社会的种种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伤害，这种以爱来化解苦难和痛苦的精神，是我们应该继承的。

广为流传、甚至被收录到语文课本里的《一个人的遭遇》，是肖洛霍夫描写二战老兵的中篇小说。索科洛夫的妻子和女儿被德军飞机炸死，儿子在战争最后的一天牺牲，他本人在德军俘虏营受尽折磨。小说的高潮在他的战后生活里，当时他冒充五岁战争孤儿凡尼亚的父亲：“夜里我一醒来，看见他睡在我的胳肢窝下，好像一只麻雀在屋檐下，我的心情快乐极了，简直没法用言语来形容！”在伤亡达到万人、仅军人就伤亡.84万人的卫国战争之后，肖洛霍夫和其他许多前苏联作家以爱和怜悯疗治着苦难的鞭笞和心灵的伤痕，而不是不断呼喊杀尽敌人。

与世界各地的情况大致一样，西方文化一直承认国家有权行使包括战争和死刑的公共暴力。不过这一肯定态度背后始终有着疑问。譬如奥古斯丁在原则上承认罗马帝国的死刑权，却认为死刑并非是对重大罪行的最好处理。在9世纪的欧洲，有人甚至提出要废除死刑。11世纪以后，西方社会对死刑和战争的认可日益明确，反对死刑到13世纪已然成为异端言论。后来启蒙运动文人伏尔泰等对死刑的批评，因为雅各宾派的流血政治被边缘化。对死刑的有效质疑要延迟到二次大战之后，其主要的思想逻辑是，对人格和生命的尊重应该延伸到有重大罪恶的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无假释的终身监禁成为可能，是比死刑更好的惩罚和防范犯罪的手段。古老的“以命偿命”原则得到修正。

在受害者的一方，接受这样的司法变革总是万分困难的，然而究竟是复仇雪恨的心态有利于他们的疗伤，还是宽恕和慈悲的态度？年8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当一名杀人犯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之后，受害者的母亲说，这样子太人道了，我宁愿用电椅的办法弄死他。当地一位律师对此评论说，当受害者亲友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他们被再次伤害了，因为仇恨本身就是一剂毒药，因为他们对罪犯人格的否定也无形中折损了他们自己的人格。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只有把常有过失、道德和行为多有缺陷、甚至有重大犯罪的人，看作是弱小者，承认他们的人性，人们才可能对他们产生应该有的同情和宽容。这需要有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巨大转变，绝非易事。

一些学者还注意到，奥古斯丁既认可又怀疑死刑的模糊态度可能来自他对人性和罪恶的深度认识：如果罪犯被妖魔化被剥夺人格，那么他的罪行就被当作是魔鬼所为。只有被宽恕、人格得到尊重的罪犯才能以人的立场明白自己罪行的可怕和可怖，否则他只是无法对自己罪恶负责的魔鬼，旁人也不必警惕他的邪恶可能隐藏在任何人内心。因此，无论是否保留死刑，只有宽恕和尊重罪犯的人格才会有正义，才有利于预防犯罪。慎用和少判死刑不仅是对法律和生命的尊重，也是在根本的意义上伸张正义。

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社会发展尚不平衡的国家，在讨论废除死刑之前，在更多培养宽恕加害者的文化之前，可能首先需要“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要做到这样，墨子认为人们需要“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而不是动则恶言相向、拳脚相加，更需要避免亲疏有别和损人利己。兼爱一旦蔚然成风，自然会升华到对加害者的宽恕。

对受害者，宽恕才是真正的治愈。

文/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