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讯君按：

“5月23日，正是我们的口述项目《两个世界的相遇：中拉文化交流口述史》结项答辩的日子，我们很欣慰课题委托方对我们工作的赞赏和认可。然而次日，一个震惊消息传来：该口述项目的重要嘉宾之一、乌拉圭‘原生书店’创始人——比森特·罗维塔（VicenteRovetta）23日当晚不幸去世。为纪念这位为中乌，乃至中拉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拉美友人，我们特将口述稿整理稿刊出，以资纪念并表达我们的哀思。本次口述采访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郭存海博士和楼宇博士，以及上海大学的张琨博士共同完成，整理人兼执笔人是张琨博士”——《两个世界的相遇》口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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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是巴勃罗·罗维塔·杜宾斯基（PabloRovettaDubinsky），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的亚，年随父亲比森特·罗维塔来华，先后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汉语专业和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西班牙埃菲社驻中国记者，现任西班牙TR联合公司中国区总裁。其父亲20世纪60年代在乌拉圭创办“原生书店”，专业致力于推广销售中国主题图书和报刊，后来华长期在中国外文局工作，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年1月，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国际书店同业、乌拉圭“原生书店”经理维森特·罗维塔，国际书店拉美处（孙式立）担任翻译。

“我来告诉你们，我们为什么被称作‘东岸’(Oriental)。西班牙把拉美作为殖民地时，分为几个大总督区，包括秘鲁、墨西哥与拉普拉塔区等。阿根廷和乌拉圭是由北向南的，乌拉圭在那时就被叫做东区了。乌拉圭的英雄是何塞·阿蒂加斯(JoseArtigas)，他与阿根廷其他省份的联邦主义者一起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统一，因此我们东方人也是其中之一。独立之后乌拉圭的历史也很复杂，葡萄牙、英国与法国都相继侵略过乌拉圭。如果你看当时的文字资料，当时所有书中涉及我们的都会称我们的国家为“东岸”而不是乌拉圭。我们国歌里也唱的是‘东方人要么自由，要么牺牲’。因为这些，我还写的了篇文章名叫《假东方人在东方》。”

年10月17日下午，乌拉圭人巴勃罗·罗维塔在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采访中，熟练地用中文向我们讲述“东岸”与“东方”之间的渊源。青年时期在清华大学的学习以及之后在北京工作的长期经历使得他的中文带着一股浓重的北京腔，儿化音十分明显。

“对我这个东岸人来说，东方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巴勃罗在访谈结束时充满感情地再次强调着。这位出生在遥远南美大陆的乌拉圭人，现在是西班牙石油工业设备公司“联合技术”中国区的负责人。谈论起自己与中国的联系，巴勃罗追溯到他自己的父亲比森特·罗维塔，一位乌拉圭共产党员。父子两人与中国之间的渊源横跨了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并与这五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大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比森特·罗维塔，年8月生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科洛尼亚省新帕尔米拉市。在完成小学学业之后，14岁的他进入了当地的一家食用油制造公司，成为一名制油工人。20世纪30年代伊始，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面对当时出口乏力的不利局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方略。这一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举措在当时催生出大量的民族工业，当时阿根廷的跨国食品公司“布杰·朋”（BungeBorn）便是这些拉美民族企业的典型代表。不久之后，这一公司对比森特所在的乌拉圭私企进行了收购，后者借此机会也一跃成为乌拉圭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制油公司之一。

早在年到年之间，青年比森特就一直为工会期刊《战斗》（Combate）与《工作》（Trabajo）撰写文章。随后由于长期以来比森特在工会中的积极活动损害了老板的利益，最终被这家企业开除。年，丢掉工作的他开始以记者的身份为《进步》杂志（ElProgreso）工作，在当时发表了数篇关于科洛尼亚省土地改革情况的文章，并继续投入到地区工会政治活动之中。虽然巴勃罗已经记不清他父亲加入乌拉圭共产党的具体时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年时，比森特已经作为党员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竞选活动，并担任了乌拉圭共产党南区负责人一职。在加入共产党之后不久，他还承担起了该党杂志《真理》的编辑工作，并同时也有一段时间在乌拉圭共产党主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中工作。年，中国国际书店与该出版社建立了业务联系，开始向乌拉圭出口相关的中国书籍。这一联系为比森特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便利。在阅读中，他开始对毛泽东思想中所提倡的建议与看法产生了兴趣，并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步地转变为了一名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按照其子巴勃罗的说法：比森特在当时觉得《毛泽东选集》中宣扬的发动群众、矛盾论以及实践是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说法特别有说服力，也能够解决当时乌拉圭党内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所以才做出这一选择的。实际上，他父亲的这种感觉在当时并非个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抬头，拉丁美洲的左派也在逐步地转变，一批“新左派”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这批年轻人，出于对当时拉美社会经济政治局势与巨大贫富差距的不满，开始质疑党内前辈们“唯莫斯科为上”的政治选择，反对他们想要通过竞选上台的政治道路，并尝试着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毫无疑问，外国学界所谓的“毛派”也是这股新左派浪潮中的重要一支。

就在这批人逐步认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不小的波澜。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六十年代初持续恶化，并于年正式宣布联盟破裂。这一事件给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新左派与传统左派的分离。实际上，比森特就是在中苏分裂前夕，由于乌拉圭共产党党内对中苏分歧的争论而脱党的。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他却没有远离乌拉圭国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一方面他保持着与中国国际书店的业务联系，以个人名义继续从中国进口各类书籍；另一方面，他也与乌拉圭国内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继续保持着联系与沟通，并时常在一起探讨乌拉圭未来的出路。

不久之后，比森特就与几名志同道合者一起建立了原生书店（NativoLibros），并开始大规模地进口中国国际书店出版的各类西语书籍。这批书籍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连环画、中医药等介绍性书籍，也包括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中国政治情况的介绍。据他那时的同事马里奥（化名）回忆：“比森特那时从中国进口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各种各样的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语录》”。这些书籍一开始在乌拉圭销路并不是太好，毕竟大部分民众对位于遥远东方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面对此种情形，比森特只得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书籍的销售情况逐步地好转起来，乌拉圭民众开始通过对这些书籍，对中国的饮食、气功等文化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之后，随着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牺牲与古巴“输出革命”模式的收缩，拉丁美洲的武装革命似乎陷入了暂时的低潮。大家都在尝试新的出路，乌拉圭的一部分新左派成员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试图从毛泽东的相关著作中搜寻到如何深入群众与发动游击战的精髓，并期待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夺取该国的政权。正如马里奥所回忆的那样，到了年左右，毛泽东著作的销路在乌拉圭便开始越来越好了。摆放在书店外的塑封小红本《毛泽东语录》经常被销售一空。不仅如此，借助当时拉美各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联系网络，比森特还利用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渠道，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转售有关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各类书籍，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深入地了解认识中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然而，当时的拉丁美洲，也处在美苏两极笼罩的冷战格局。冷战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六十年代拉美各国内部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一起，导致了拉美左右两派之间斗争的激化。这一现象也使得普通的书籍贸易行为带上了一层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彻底地政治化了。据巴勃罗回忆，父亲进口销售中国书籍的行为在年引起了乌拉圭保守派的注意，之后在乌拉圭警察局的秘密档案中，“与中国共产党勾结”、“北京在乌拉圭的代理人”等一系列泛政治化的标签被贴在了老比森特的身上，而他本人与自己经营的书店也遭受了或明或暗的搜查与攻击。据比森特的同事与儿子回忆，“原生书店”的仓库曾两次遭受到了不明人员的袭击，被炸毁了两次。比森特本人在年与中国国际书店的业务洽谈中也提及了这一点，并希望在城市外建一个比较安全的储书仓库。然而，在年乌拉圭保守派政客上台后，“东岸”也终于步周边国家的后尘，进入了文官与军队联合执政的威权主义政府时期。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激进左派与政治异见人士纷纷出逃。随着这股流亡的浪潮，比森特一家也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老比森特继续着之前的出版事业，并与阿根廷著名的左派著作出版社“装甲玫瑰”（RosaBlindada）合作出版了一套名为“红旗”(BanderaRoja)的左派丛书。可惜好景不长，年，阿根廷政府再一次被军队所控制。比森特也随即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狱。之后，虽然其在联合国人权组织的帮助下出狱，但却被当时的阿根廷独裁政府立即驱逐出境。无可奈何的他只得与妻儿暂别，只身一人继续着自己的流亡之途。在整片南美大陆都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息之时，老比森特辗转前往了胡安·贝拉斯科将军统治下的秘鲁。此人虽也通过政变上台，但由于其出身下层且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结，因此对拉美的左派运动持同情和默许的态度，并且不顾美国的阻挠，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利马，比森特和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联系之后，顺利地谋到了一份在《北京周报》出任西语编辑的差事。随后，比森特与其家人从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出发，并顺利在瑞士汇合，最终一同来到了中国北京，开始了之后十多年的中国生活。

年到达北京后，罗维塔一家人入住了位于海淀区的友谊宾馆，父亲比森特在《北京周报》从事西班牙语的编辑工作，17岁的巴勃罗则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末尾以及改革的前夜，巴勃罗虽然初到此地，但也觉察到当时中国社会那股紧张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氛围。不过，正处于青春期的他并没有对这些事情给予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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