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友人的信中，女作家萧红写道：“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美国女作家、文化偶像桑塔格在谈到阿伦特时也心有戚戚焉地说道：“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我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吗？”这个问题转换成桑塔格自己的角度便是，她是否是一个女同性恋者，与她的写作并没有关系，女人的写作也不应性别而变得特殊，它们应当都有成为全人类普遍共同的经验的潜质。在这些女作家的人生里你也可以看见，或许她们都是至情至性之人，然而除了爱情之外，她们内心还燃烧着智性的追求与写作的野心，在20世纪的历史中颠沛流离又自我成就。或许唯一了解她们的方法，还是去阅读她们的作品，或许比她们的绯闻更精彩。
杜拉斯回忆的片段与情欲的火焰“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少女时代的杜拉斯年3月3日，杜拉斯在家中去世，至今已有20年。但正如她说的：“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是死了，我也还能写作。”这个女作家曾出言：“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她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情人》中写过这样的片段：十几岁时，“我”对母亲讲：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第一次说时，母亲没有回答。后来母亲问：写什么？“我”说写几本书，写小说。母亲认为那是胡扯淡，母亲后来对“我”说，那是一种小孩的想法。杜拉斯对于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始终耿耿于怀。十八岁以前的杜拉斯都是生活在她出生的越南，在回忆中她感慨于那段日子“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生活背景下，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挑起整个家庭的担子，来自于社会、家庭和种族优越感的压力让母亲和整个家庭变得有些畸形。比如母亲对大哥偏爱，却对杜拉斯和小哥哥采取漠视的态度，从而形成两个阵营。70岁的杜拉斯在《情人》中仍在讲述着这“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作者对亲情的理解分成两派，即对母亲和大哥的恨、对父亲和小哥哥的爱。她说，“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情人》电影剧照杜拉斯身上很早就带有一种阴郁和孤绝的气息，但她也同时是一个勇敢而叛逆的女性。年，纳粹占领者对地下抵抗运动的捕杀行动在巴黎各个角落里不断展开，巴黎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一个属于杜拉斯的时代却刚刚开始，她的新公寓里甚至形成了一个叫“圣·贝诺特街集团”的松散知识分子组织。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法国作家迪尤尼斯·马斯科洛、杜拉斯和她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杜拉斯负责接待客人、做饭，也参与哲学、文学和政治的讨论，让这个集团充满活力，集团的成员，大部分也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马斯科洛后来回忆说：“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是永远对朋友们敞开的空间，好像一个梦幻般的玻璃屋。”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昂泰尔姆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留下杜拉斯和马斯科洛继续组织朋友们的聚会。等到年二战结束，昂泰尔姆从集中营回到巴黎的时候，状况可想而知——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马斯科洛成了杜拉斯的下一个爱人，在他的陪伴下，杜拉斯写下了《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的水手》、《塔吉尼亚的小马》、《街心花园》这一系列美丽的作品。年两人离婚之后，杜拉斯仍然和昂泰尔姆住在一起工作，“圣·贝诺特街集团”也继续着他们的活动，许多成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杜拉斯也是，直到后来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法共开除。杜拉斯与马斯科洛的关系到年也走到了尽头，“圣·贝诺特街集团”濒临解散。一个名叫热拉尔·雅尔洛的男人走进了四楼的这套公寓。热拉尔·雅尔洛的热情为杜拉斯带来了《广岛之恋》。老年杜拉斯和小她三十几岁的情人扬·安德烈亚这些男人们先后离开了她，她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充满爱情、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生活，直到70岁依然如此。她认识了不到27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是成为她最后的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杜拉斯当时年近古稀，昔日风韵荡然无存，酗酒，怪癖，乖戾，人人都是敬而远之。27岁的扬·安德烈亚，身材瘦高，是个同性恋，性格羞涩，被她养在家里。当杜拉斯带了扬·安德烈亚到处抛头露面时，有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直到年3月，杜拉斯长眠在巴黎巴那斯公墓里，知道杜拉斯的人可以说，这确实是杜拉斯的最后一次爱情了。杜拉斯以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她的不对称式的叙述和那种过于炽烈的对于爱情的投入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回忆的片段，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号叫、等待和沉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都能成为一本本书的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杜拉斯不满于人机械地生活在现实的秩序内，残酷而又异化的生存环境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她曾经说过自己一直处在家庭的门外，是个被忽略的角色。她的小说更多地展现了一种精神空间的惶惑，自我认同在现实世界中被无情地摧毁，她在她的小说里不停的漂泊，她的归宿是一种可能性而非某种切实的生活。杜拉斯的小说总是建立在回忆与虚构的基础上，情节或许是虚构的，但那共同的情绪体验却来自于她早年的经历，这种情绪赋予她小说独有的魅力。到了晚年的杜拉斯始终认为自己是越南人，是出生在法国过去殖民地的人。在异域度过的童年在杜拉斯的脑海中一直是一种流亡的生活，不属于任何阶层的痛苦是她的自尊被暴晒在热带刺眼的起强光之下。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少女苏珊凸显了这一点：甚为贫穷白人既不同于当地的土著居民，又无法融入富裕白人的阶层，不仅忍受着物质上贫穷的煎熬，还要面对精神上无法归类的烦恼，异乡人成为她身份的标签。杜拉斯本人就在越南出生，她的法国血统对于她祖国的回忆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她在血缘上的祖国里时刻用文字所怀念的却是她实际意义上的祖国，这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她的心里无法弥补。她只好在她的小说里以一种变异的方式重新把这种断零的体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这是杜拉斯晚年写的一本随笔集《写作》中的句子，许是因为这份孤独，她渴望“情人”的宠爱，从这些肉体的陪伴中淡化精神上的不安。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苏珊·桑塔格自我成就的观察世界的人偶像一般酷的能把女人也掰弯的苏珊·桑塔格20世纪的美国知识界，有两位女神，他们被文化界的各路人马，在严肃场合引用也在沙龙私会中谈论，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塔格，后者比前者恰好晚生一辈，俩人却都是极具偶像气质的知识女性精英。如果说阿伦特的智识更多是被宏大的时代所塑造，言语中包含的厚度几乎难以复制，那么桑塔格却是被充沛的智性激情鼓动，站在自己的才华上跳舞，最终在知识界有了出头之日的小城姑娘的典型。
她一生都在挑战和颠覆传统，努力跳出命运和社会给她施加的框架。她一生都梦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并为此付出了不断的努力和尝试，“所谓作家就是一个 以“着眼于孩子一生的根基教育”为宗旨，秉持“立足经典、落实五育、尊重个性、遵守共性”的教育理念，创新性地将“私塾+幼儿园+特长培优”三者结合，以中国式的人文启蒙，落实素质教育。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将国学教育融入生活，培养君子淑女，提升孩子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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