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广告投放运营招聘QQ群 http://www.jpm.cn/article-122749-1.html
　　　　　　　　　　　　　　　　　　　　　　　　　　　　

爱德华萨义德：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原创托尼朱特三辉图书

爱德华萨义德

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因白血病在纽约逝世。

萨义德是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也是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活跃分子，由此也成为了美国最具争议的学院派学者之一。

萨义德的遗作合集《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出版时，托尼朱特受邀为此书写序。在这篇序言中，朱特向我们表明了，除了“东方学”，爱德华萨义德最大的思想价值究竟是什么，他为何一次次地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他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做了怎样的贡献，他又为何是无可替代的。

01

“我仍然不能理解爱国的意义”

在爱德华萨义德于年9月因最终败给与白血病的斗争而去世时，他或许成了世界上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东方学——这个将东方思想加入欧洲思想和文学作品的学科，成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分支：在它首次出现的25年后依然存在着对它的挑战、崇拜和模仿。尽管它的创造者只不过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爱德华萨义德于年开始直到去世时都受雇于那里——但这仍不影响萨义德成为20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但萨义德本身并未被环境所限。自年起，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德华萨义德的紧迫感和热情日益高涨，且他也是一个针对中东危机时善于雄辩的评论者和一个巴勒斯坦的支持者。这种对道德和政治的参与并不影响萨义德作为知识分子的行动——他对西方在理解巴勒斯坦时的失败进行的批评与他的行动紧密联系，毕竟他阅读了许多19世纪及之后有关东方的著作和小说［比如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andImperialism）］。但这些行动又让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的教授成了一位公开的知识分子，且同时受到许多人的崇拜和诅咒。

爱德华萨义德

对于一个几乎不能适应任何一个其崇拜者或反对者设定的模式的人来说，爱德华萨义德似乎有着讽刺的命运。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所有相关领域中。年出生于拿撒勒，作为一名主教派基督教徒，萨义德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巴勒斯坦穆斯林的“发言人”。他在最后一批培养欧洲本土精英的殖民学校里接受了不向帝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妥协的教育；多年来，他更倾向于使用英语和法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并且他接受了连自己也不能完全认同的出色的西方教育。

从伯克利到孟买的大学里，一代的文化相对论主义者都将爱德华萨义德视为令人崇拜的英雄，因为他的“东方主义”借助“殖民地时期”的蒙昧主义在学术课堂上批判了“西方文化”。但萨义德本人没时间理会这样的说法。激进的反基础主义，即认为一切都不过是语言的效果的说法，在他看来是浅薄和“轻率”的：人权，就像他在多个场合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没有文化背景且不符合语法的事物，而当遇到侵犯时，它就像我们遇到的任何东西一样真实”。

对于他的被（西方）作家认为不过是殖民地特权的副产品的思想变得流行这一点，爱德华萨义德明确表示：“我不相信那些作者只是机械地受到意识形态、阶级或是经济的历史的影响。”确实，当进行阅读与写作时，萨义德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道主义者的事实，“且不理会来自世故的后现代批评家的轻蔑的批评”。如果有什么能让他对年轻的人文学者失望的话，那就是以阅读大量文献为代价的对“理论”的过于熟悉。此外，他享受知识上的不同意见，对异议持宽容态度，甚至与学者团体意见相左，并以此作为后者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对东方学的不同意见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一点是许多他的崇拜者，即那些认为学术自由最多是一种有条件的价值的人所未能理解的。

这种深切的人道主义冲动使爱德华萨义德与另一拨知识分子意见不合，因为他们对暴力的态度不同——这些知识分子通常与暴力保持安全距离且总是他人在遭受损失。萨义德的敌人习惯于将他称为“恐怖主义教授”，而实际上他一直坚持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暴力进行批评。与让-保罗萨特这位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当代知识分子不同，萨义德对暴力有切身体验——他在大学的办公室遭到过破坏和洗劫，且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遭遇过死亡威胁。然而萨特毫不犹豫地提倡政治谋杀并认为那是有效的清洁，但萨义德从未认同过恐怖主义，不过他认为恐怖主义受有动机和情绪的同情心驱动。他写道，弱者应该利用一些手段令压迫者不舒服——这些手段是滥杀平民永远无法达到的。

年，萨特与波伏娃在北京

这不是因为爱德华萨义德处变不惊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因为他缺乏强有力的承诺。尽管他在职业上很成功，也对音乐充满热情［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钢琴家，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Barenboim）的好友，有时甚至一起演出］，并且善于维持友情，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愤怒的人——就像他的遗作常展现的那样。但先不管他对巴基斯坦的认同，以及他竭尽全力促进并解释他的认同这一点，萨义德非常缺少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思想的归属感，而这使得激进分子和空想家无法将他的任何行动都归入一个单一的终点。

相反，就像我所说的，萨义德总是忽视他的亲缘纽带。在这个难民的时代他甚至都不是一个典型的流放者，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背井离乡的人总有一个落脚处可以进行回顾（或展望）：一个记忆中的——经常是记错了的——家乡，这个家乡成为个人或团体时间上或地点上的转折点。巴勒斯坦人甚至没有这个转折点。巴勒斯坦从未正式成立过，因而巴勒斯坦身份缺乏传统的前照参考点。

因此，就像萨义德在去世前几个月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仍然不能理解爱国的意义。”当然，这就是一个漂泊的世界主义者的特征。不能去爱某一个国家会让人不安且没有安全感：这可能招致一些敌意，它们可能来自世界主义者所称的腐朽的精神独立性。但同时这确实是一种自由：你所看到的世界可能没有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看到的令人安心，但你会看得更远。就像萨义德于年所写的那样：“我完全不能容忍所谓‘我们’应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