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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作者储安平在写作这本书时比现在的我没大上几岁，所以读来有种格外亲切的感觉。本书写作于年，时逢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境地，寻找治国良方挽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当务之急。然而即使吹过了五四春风，面对早已领先我们几百年发展的西方列强与现代精神，到底是积弊难返，由引无数文人捶胸顿足，哀吾国吾民之不幸，又怒吾国吾民之不争。

时年不过二十三岁的储安平年纪尚轻，幼年丧母，少年丧父，经祖母和伯父抚养成人，起初热衷文学创作，写过多篇小说，而后自认文学才华不高转向政治学，在历经几十年用一支笔做第一线革命奋斗后，因“党天下”的发言受到政治侵害，于文革前夕失踪，下落不明。他的一生常常被称为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在中国社会似乎很是难得一见，而他最终的命运结局也似为这一点平添几分说服力，可见在中国社会做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下场。但是这是他五十五岁时候的命运句点，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三岁，刚刚大学毕业，因身体上的疾病而在家休养，用闲暇之余写了这么十几篇文章集结成册。老实说，单看这本书，思想与文学价值皆不高，但一方面，作者年纪尚轻，社会经验尚无，要说真能提出些什么力透纸背的深邃思想或尖刻有力的新颖见地，是不现实的，二十三岁的鲁迅不也还在去往东洋学医的路上吗？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学者、知识分子、政治评论家，尤其还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初的书籍，它就在内容之外，获得了更多的信号象征，它甚至能够说明点关于，储安平是如何开启他的人生之路的，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使得他成为他。

序言里也有说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各有不同，有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有因知识体系转变而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更多是因个人处境、经验和挫折慢慢认同自由主义理想的。在这几种情况中，那种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最为坚定和最为本真。在这一点上，储安平很像胡适”。我是很喜欢胡适的，他的确是天性自由，所谓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但酷爱占星研究，又本身就是射手座的我当然也会说，这就是射手座的天性彰显。但自由并不等于勇敢，面对集权与极权，似乎“自由”担任着在野，担任着反中心论的位置，然而我认为相比有知识体系支撑的转变，这种天性自由的人更不容易体现出其抗争性，也就是说我认为，他们的自由中，比“不自由，毋宁死”更鲜明的是“包容”——所以胡适在众人的期待中没有前进，而是选择了后退。

他也当然不是怕，如果说知识体系是一种支撑点的话，天性自由者往往是缺乏支撑点的，因为他所做的只是“随着天性”而已。如果不是天时地利，他们的“自由主义”甚至是很难被发现的。你只会觉得，那是一种不太一样的生活方式，它好像格格不入，但又很难被判以错误。他所说的，即使在旁人看来充满“不可说”甚至是“天真、理想、不切实际”，在他们自己看来，也不过是我怎么想怎么说，说了我想说的话而已。因此我认为，这样的天性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如所谓的“知识体系转变支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因个人出境、经验和挫折慢慢认同自由主义理想进而追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现得坚决，具攻击性，但却是始终贯彻的，将自由主义作为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是胡适，也是储安平，从不管外界如何定义他们。

本书中很多地方，比较理想而富于某种年轻人的特定激情。它在呼吁，内容本是单薄的，但因为那一颗年轻的人，又让简单的句子恰显示出它的火热来，加上特定时代的背景，与今时今日去看它所具有的某种历史与当下和鸣，相互互文的效果，就又让它变得珍贵起来。我看到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在自己身体抱病时，仍然不断思考着更多身外事物，试图寻找到一条出路，一条吾国吾民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为后辈，从历史角度上我很羞愧在于，直到今天，那些“中国人的弊病”之为官的，为民的仍依稀可辨。比如人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人处世原则，上面的门面主义，下面的应付主义，每年春晚小品都有吐槽，可是即使回顾我们小学教育都可以看到这种“门面—应付”的风气，简直是深入骨髓的教育。还有所谓的“帽子哲学”——人人都从自己出发，以自己的视野去评判人事物，殊不知视野本身即是一种局限。这在学校里也很常见，如果你的语文成绩不好，就很容易被班主任视为一个差生，他们看不到你体育成绩的优秀，看不到你性格上的闪光点，很可能让处在这样标准下的你最终也一点点忘记了你体育上的天分，磨去了性格上的闪烁。这些是可悲的，但是让生活中的成年人们仔细去回忆的话，不是常常都会发现，在那些时光的缝隙处，还藏着另一种人生的模样吗？

在应该顽皮的年龄，由着他们顽皮，在应该恋爱的年纪，由着他们恋爱，不遏制他们精神上的需要，于是在他们做学问的年龄里，就会认真地做学问，发展事业的年龄里，就能发展出事业。而中国的情形一般是相反的——是的，我近年来对此就感受颇深。童年、少年的强竞争环境，与相应的压制“天性”般的教育手段，让孩子们成为一个个小大人，好像玩乐就是犯罪，不是常常有新闻报道讲，中国的少年多么卓越于中国之外的少年嘛，而所谓少年强则国强。但这句话是梁启超说的，看看梁启超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那些个时代里，许多十岁上下的孩子都已经要参与战争，革命，这当然是违背成长规律的，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心理问题什么的都已顾不得。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少年强，指的是一种蓬勃的斗志，而非某种实力的比拼与赶超，什么奥数奥语，小学生学高中生的内容，其实没有必要，它是一种变相的暂时阉割，在短时间内似乎可以体现出某种优秀的成效，可是人不是机器，在这一阶段没有被满足的心理诉求就像被压抑着等待爆发的火山，就像吸毒似的，短暂的兴奋后是巨大的、长久的空虚。近年来不是常常有媒体举例周杰伦吗？小时候那些因练琴而没有玩耍的时间在长大后都想尽办法找补回来了——可我甚至感受到，大家会认为这才是“完美”的成长经历——没有什么再高远的目标，因为一路成长而言，快乐是最难得的，所以快乐成为了他的目标。然而大家还是选择性地看到了他的成功，并认为，反正他成功了，没什么再大的目标又有什么？他已经有能力做任何他想做的事。然而我很质疑他所能够获得的快乐。要知道，小时候吃一颗糖果就会很开心，长大后，快乐可就不这么容易了。七岁时候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很可能成为一生都忘不掉的心理诉求，而最危险的是，我们花了太长的时间被要求，按照某种轨迹生活，却没有发现自己，不够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而到了二十多岁，在本该尝试的年龄，我们却在寻找，在本该一步步坚定、攀登的年龄，我们在尝试，最终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的完美体现。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但我自己又是另外的例子，即如果一个孩子过早的失去他的至亲，在缺乏教导、照顾的环境下长大，仍然是在过早的年岁里不得不以完全不同于年龄的状态生活着时，他的成长轨迹会如何谱写。大家总说今天的孩子更为娇气，好像往前推几百年，孩子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长大的嘛，但这种看似的“娇气”里面潜藏着的正是人类的进步，即人们的自我审视、观察，他当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此感到异样，格外的因一举一动而惊心动魄，像刚刚做父母的，总是对孩子的任何一点小举动都充满警惕。但反复且长久地做着这样的练习，会让他“自知者明”的了解自己。

储安平在书里说，做人的功夫第一在“知己”——知己的功夫到家了，才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与能够做些什么。其实知己，尤其在我们的教育成长环境里是很难做到的。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去知己，太多固定的标准捆绑着我们的生活，稍稍的出格都是浪费时间般的可耻贪玩——可是就像男孩子也可以哭一样，小孩子难道不应该贪玩吗？什么是真正的“浪费时间”呢？在小学三年级用三倍的时间攻克下高中生一堂课就可以理解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知己的途径。我们总是在强调适应规则，适应环境，那些不适应的边边角角就要遭到修剪，你会面临太多的阻力——我就感触颇深。

每当我们被问及理想时，似乎只要答出“科学家、发明家”这样的回答，小孩子都是璀璨发光的。可是这样的答案不过是长辈们的暗示，是小孩子想要取悦他人的手段，甚至完全是不走心的，真正的梦想是会永远埋在心底的——据我观察，大多数孩子的第一职业理想可能源于他的父母，他身边的人，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东西等。我记得我妹妹小时候最想做一个公交车司机，这听上去似乎很小，但它却格外真实不是吗？妹妹的原因是她做任何小汽车等交通工具都会晕车，而除了公交车——出行对她来说是个难题，而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我的第一理想是发型师，听起来是有点酷，但是职业想象也不过是理发店里的tony老师那样的存在，那时我才五岁，最喜欢捯饬别人的头发，因为遗传，家里人包括我自己的头发质地都非常软，爷爷、妈妈，还有我的洋娃娃，就是我无数次发型游戏的模特。十几年过去，无论发型师还是公车司机，似乎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但回想起来，无论是在初中或者是在大学宿舍，我都帮朋友剪过头发，也仍旧有着玩弄头发的习惯——即使我差点都忘记了，我曾经想做一个发型师。

我没有想做过科学家、发明家，我五岁的时候想做发型师，七岁的时候因为格外喜欢我的语文老师而想做语文老师，到了九岁，我就想做一名作家了。从此我所有的梦想都是环绕着写作的，我也写得越来越好，使人家在听到我这个梦想时候也都觉得理所当然，不再有什么质疑。然而我自己却开始怀疑，并不是说怀疑我选择写作是某种错误，而是，我是否搞错了重点，即我七岁到九岁因为至亲的离世，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而陷入无可自拔的痛苦中，是一本一本的书在“拯救”我，我巨大慌乱的内心，只有在翻阅书页，将自己抛入白纸黑字时才获得安全感。当我发现写字，能够减轻我的痛苦时，我简直就是找到救命稻草般，那时我说，我愿意侍奉写作之神一辈子——让一个九岁的孩子谈起一辈子，不知是太过轻浮还是太过沉重。十几年后，书籍、写作仍然填补着我的生活，我也用他们赚钱，但我认为，比起白纸黑字，我的想象力，我的思维才是更为重要与闪烁的东西，而写作只是一种媒介，我是否还可以拥有其他的媒介形式呢？正因为我走在知己的道路上，我放弃了让自己的一生成为围绕写作的一生，而是打开自己，广泛的吸收，尝试，如果在最初我还给自己找理由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话，那么现在，我显然已然沉浸在找寻、尝试之中。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但是我想收集的是那些个想做发型师的自己，感兴趣于手工的自己，喜欢照相机的自己等等，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某种人生埋给我的草蛇灰线。

作者说，知识和欲望成正比，欲望的原型是一只新的袜筒，知识的脚，一旦伸了进去，袜筒就永远没有还复到原来那样小的希望了。但知识和欲望虽然成正比，知识和幸福却是成反比例的。如知识为零，幸福就无限大。这么看来，我说我的一生并非以追求幸福为目的，倒有几分冠冕堂皇的合理性。一方面我知道我的“幸福”已经走过了，像我这样的审美完美主义者，只要有失去，有遗憾，就可以打消一切“幸福”的可能，而人生怎么又会没有失去与遗憾呢？所以可见，完美主义者是不会幸福的。但他们也不追求幸福，他们不因无法幸福而绝望，这才是审美的更高一层境界（所以想劝完美主义者不追求完美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易改江山，难移本性，但他们有他们层面的满足，这也是一种人生，也不追求得到他人的认同）。比如我，我追求美，追求丰富，追求丰富的美学，而丰富站在情绪的数轴上，有向上贴近极乐的无限阈值，也有向下贴近绝望的无限阈值，上下都开拓，才是丰富，而我甚至认为原点天然更接近向下的这一端——可是这也没什么，换个角度想，所有的情感体验都是通过对比才得到的，当你感受过刻骨的痛苦，那么一小点的欢乐对你来说都是极乐，那一瞬间你的心将像咬下破爆浆巧克力。

我最近也在思考对比这件事，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人为某种搭档关系里的“捧哏”鸣不平，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多鼓励人们去勇敢、活出自我，表现自己的声音，让那些担任某种服务、帮助、衬托等等角色的存在身上竟平添几分伤感色彩，尤其是在他们其实也很优秀的情况下。可是，正因为他们也很优秀，所以优秀的人能够和优秀的人做搭档，他们可以看似缺乏存在感与闪光点，可是照样没他不行——没有亮光固然辨认不出灰尘，可没有灰尘也便无从有亮光——我以前不是这样想的，我总是看到那个更聪明，更有才华的人，深深为他们所感染，甚至认为旁余的那个谁做都可以。可事实上，我也发现，许多逗哏更离不开他们习惯的那个捧哏，而如果有机会了解那个捧哏你也会发现，他也未必是才华普通，不够聪明等等，更多的是性格与追求不同。

从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一年里我的确长大了一些，因为我开始觉得在吵架里那个先道歉的才是真正强大与可贵的那个，那个选择沉默，选择衬托的角色，他们身上的美需要时间与成长才能领悟到，他们是历久弥香的酒。我也看到许多逗哏在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