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并不取决于我们

奥波德·拉斯洛

奥波德·拉斯洛（AbodLászló）是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审讯案中的第四名被告，他被判处八年徒刑。年4月，他获得单独赦免。他先是加尔文宗神学院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小农党独立青年团的活动家，到了年，他又成了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家，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以下是他的简历：

奥波德·拉斯洛于年1月20日在布达佩斯出生。他的父亲从特兰西瓦尼亚逃来这里，在铁路机车上当了一年半的机械技术员。由于身患疾病，他后来改在铁路上当乘务员。奥波德·拉斯洛上完小学后，进入洛尼亚伊路（Lonyayutca）加尔文宗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出于物质和其它方面的考虑，在父母的支持下，进入加尔文宗神学院就读。进入神学院，就可以免服兵役——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了——他还可以用铁路给的奖学金，以及参加葬礼上的唱诗班所得的报酬支付学费。同时他还报考了帕兹马尼·彼得大学文学院，在那里认识了不少人，并进入了左翼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子。在上中学时，他就把内梅特·拉斯洛当作偶像，但他也受到了科拉乔尼·山多尔的思想的影响。年8月，他作为神学生，在巴拉顿莱莱参加了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会联盟的成立大会。通过校友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些小农党人，其中就有米热伊·贝洛（MizseiBéla）和纳吉·尤丽奥（NagyJúlia）（纳吉·费伦茨的女儿），在一些人的影响下——后来他又主动疏远了这些人——他没有参加国家农民党，而是参加了独立小农党。（“入党——这个说法不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哪个政党，不过我确实当过小农党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我没有领过党证。”）

年12月，奥波德·拉斯洛当选为独立青年团（FüggetlenIfjúságiSz?vetség）全国书记。他随匈牙利代表团参加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巴尔干青年委员会会议。年他辞去了匈牙利高校协会（MagyarKollégiumiEgyesület）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全国人民学院协会副主席。同时他还被任命为约热夫·奥蒂洛人民学院院长。

年夏天，特别是在反铁托运动发生后，他觉得必须做出改变。他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便请求辞去院长的职务。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全国人民学院协会的书中透露，就在他辞去院长职务的同时，全国人民学院协会也取消了副主席职务。然后他进入文化部工作，负责监督地方学校并审判宗教书籍。直到现在，他仍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学习加尔文宗神学的学生，怎么会真诚地鼓吹把所有教会学校国有化呢？（他说：“我在这件事中起到了可耻的作用。”）

年4月初，国家教育研究所鼓吹把“反动教育学”的代表赶出教育界，奥波德·拉斯洛也因此被文化部开除。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在圣恩德雷（Szentendre）的混凝土公司当上了计分员。一个月后，他便负责生产管理，年他被调到布达佩斯第区的第二建材厂。他在那里迎接了年。

我在第二建材厂干得很开心，我跟党委书记艾格纳·恩德雷（EignerEndre）关系很好，几乎算得上朋友了。我听说裴多菲俱乐部之后，就跟他说，他应该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俩就一起去了。我们首先参加了关于全国人民学院协会的辩论，但我们没有发言。我就是这样回归政治生活的——通过裴多菲俱乐部。我碰到了许多青年运动中的老朋友，我们欢快地彼此问候。

10月2日那天，艾格纳·恩德雷亲口告诉我，有人要搞示威游行。我就说，那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在贝姆雕像下参加了游行，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还在国会前面跟群众一起大喊：“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然后我就回家了，因为我身上还带着一台很重的计算器。回到家里，我听我妻子说，在佩斯发生了枪战。第二天早上，我给厂里的艾格纳打电话，跟他说他猜对了；游行确实引起了乱子，所以我不能去上班了。

10月28日，我去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找以前的全国人民学院协会主席科尔多什·洛奇（KardosLaci）。进门之后，我看见了这样的景象——在走廊上，大学生为了维持秩序，正在学习分解和组装机枪。他们的“教员”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弗泽科什·久里。那是我头一次碰见他。我跟科尔多什讲起了各地都在成立国民委员会的事，还说国民委员会应该有一个全国中心，就像爱国人民阵线那样。我和根茨·奥尔皮都不是党员，所以他们就让我们去找爱国人民阵线，建立全国性的国民委员会。这个机关建起来了，还专门发布了公告。然后，我们还跟科尔多什讨论了一下，应该让整个过程冷静下来，还要跟政府联系。

在这以前，大概是27日吧，艾格纳·恩德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厂里要选举工人代表会，叫我去参加。他叫我担任工人代表会主席，因为他们原本打算推选的主席梅雷-卡达尔·艾尔文（Mérey-KádárErvin）参加了格尔盖伊反法西斯营，打仗去了。梅雷—卡达尔以前是我的同学。他原本在博物馆工作，但在年被单位开除了，我帮他找了个看门的活儿。他在2日还是24日受了伤，所以不能来开会了。

我们是个小厂，工人大概有三百人。我们把工人集合起来，然后从比较优秀的工人当中选出了六七个代表会委员，因为比较优秀的工人也比较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比方说吧，在我们的工人中间，有前男爵卢卡奇，还有一些跟他差不多的人，但是谁也没有推荐他们。在艾格纳的推荐下，我被一致选为工人代表会主席。许多住在外地的工人都没来上班，因为交通停了。所以，后来有人就说，工人代表会只能代表很少一部分工人，工人代表会是坏蛋搞出来的玩意。我得说一句，当时成立的工人代表会只敢把自己叫做临时工人代表会，因为它们都相信，等到生活恢复正常后，就会举行新的选举——正规的、不记名的选举。后来，到了11月11日，全国工会理事会也发表了关于重新选举工人代表会的声明。

有一两个工人比较冲动，他们想马上把墙上的列宁像取下来。我们就对他们说，墙上挂什么并不重要。反正我们很快就会用列宁或恩格斯的语录来代替。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结果成了我的主要罪状之一。

有人说工人代表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根本没这回事。就好比说吧，代表会经过投票，把两套房分给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党委书记艾格纳·恩德雷。我们成立工人代表会，是要让工人真正管理工厂，工人自己管理工厂之后，官僚管理制度就可以废除了。

11月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的委员有：多纳特·费伦茨、卡达尔·雅诺什、科帕奇·山多尔、洛雄奇·盖佐、卢卡奇·杰尔吉、纳吉·伊姆雷和桑托·佐尔坦——第二天，在科尔多什·洛奇的帮助下，裴多菲俱乐部也重新出现了。不管在哪里，带头的都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改革派。我当时觉得，虽然我从来不是党员，但我现在应该入党了。我甚至还让洛奇帮我安排入党；但是，这一切马上就被枪林弹雨打断了。对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裴多菲俱乐部的老朋友和战友们见面。

几乎所有市区都成立了工人代表会，我们第区也不例外。在成立大会上，来了四十几个人，而且，可能是因为我的发言比较清醒，比较有想法，所以，在附近一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基拉伊·费伦茨（KirályFerenc）的推荐下，大会委派我参加11月14日在联合照明厂举行的全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大会。

11月14日，四百人——从切佩尔来的，从新佩斯来的，从昂焦尔弗尔德来的——来到了联合照明厂，主要是大工厂的代表。后来有人说，这个会谁都能参加，但这是错误的。要参加这个会，非得有有效的委任状不可；我那份委任状一直保留到今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个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叫林格·伊什特万（RingIstván）的，建议大家应该建立一种组织形式，就像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这种，它应当由各地代表组成，还应当选出一个领导层。比斯库·贝洛和加什帕尔·山多尔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俩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讨论了这个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组织起来，然后我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把我们的要求写下来，再提交给政府。草案写好后，我们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个草案。

这个备忘录里有八项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领导政府；赦免革命的全体参加者；苏军必须撤离；举行自由选举。我们对新成立的保安部队吸收了前国家保安局成员一事提出了抗议；我们还要求废除一党制，政党不得在工厂内开展活动。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上，政治考虑显然占了关键地位，但是，让工人代表会真正掌握工厂内的权力，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因此，经理不能由上级领导委任，而要由领导工厂的工人代表会选任；经理应当对工人代表会负责，在关于投资与支出的重大问题上，工人代表会应当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我们认为，一定要设计出一套既能提高质量，又能满足产量的要求的工资制度。有意思的是，冶金与机器工业部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我们认为，政党退出工厂后，应当由工会取代工厂，让工会真正成为工人利益的忠实代表。所以，我们并不反对工会，我们只是反对以前那种工会。

我们还宣布，我们要进行罢工，在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之前，我们只会让那些最必不可少的行业保持运转。所以，工厂仍在预热，机器仍然得到了保养，只是不进行生产。就在同一天，我们的领导把这些要求提交给了政府。

这次大会的主席是戴维尼，他是切佩尔的一个老社会民主党人。几天后，由于他表现得不够坚决，就被罢免了，新当选的主席是拉茨·山多尔，他是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工具匠，是个坚强的年轻人，脑子很聪明，总是能说出自己的想法。

后来，拉茨建议我们应当组建全国工人代表会。政府不肯就这个要求跟我们谈判。拉茨后来也说，跟卡达尔团伙谈判，比跟苏联人谈判更艰难。其实中央工人代表会确实跟苏军司令部联系过，他们甚至还参加了我们的几次会议。他们表现得很友善，他们带着翻译过来，还说了一些几乎算是同情我们的话。显然，他们在会上听见的，跟政府告诉他们的大不一样。

在这次大会上，还成立了新闻与联络委员会。他们要我来当这个委员会的头，但我没接受。我建议让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来当头，不过我还是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定期给外国记者和电台播音员提供信息。比方说，《人道报》——法国共产党的报纸——有个记者叫安德列·乌尔姆泽尔（AndréWurmzer），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国共产党员，叫安德列·斯蒂尔，我跟他们都谈过。我跟他们谈了什么？他们说这是反革命。我就对他们说：开什么玩笑，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波利·山多尔就是党员，他到现在都没丢掉党证。这场革命根本没有反共性质；我们只是要改掉不好的地方，我们想活在一个权力真正属于工人阶级、属于人民的社会里。

11月22日发布的主席团法令承认了工人代表会的权利，但是我们中央工人代表会仍对它不满意，因为它只承认工人代表会是经济性组织。我们跟政府开了几次会，要求修改这个法令，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由于我们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抹黑，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报纸。在11月28日的紧急会议上，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如果政府不准许我们出版独立的报纸，我们就要出版地下报纸。我认识厄尔西·皮什托、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加利，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了舍贝什季恩。我们在舍贝什季恩的房间里讨论了该怎么办，我们几个人是：舍贝什季恩、厄尔西、奥贝尔朔夫斯基、加利、西尔瓦西·洛约什、戴尔日·山多尔和我。奥贝尔朔夫斯基的人从11月中旬开始出版《我们活着》，他们有一台复印机。我们还得找到会操作复印机的人。由于卡达尔团伙不让我们出版报纸，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就从11月0日秘密出版《新闻公报》。在11月28日那次会议上，还有人建议组织妇女游行，后来这次游行在12月4日举行了。这次游行非常成功：几百名妇女前往英雄广场，向无名战士墓献花，纪念牺牲者。当天晚上，许多窗户前都点燃了蜡烛。

12月4日以后，事态转变得非常迅速。12月9日，中央工人代表会被取缔，它的领导也接连被捕。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就退出了公共生活。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厄尔西在12月初就被捕了。我连家都不敢回，住在朋友家。但是，在7年4月底以前，工人代表会都还在工作，我也一直去厂里上班。我在12月1日被任命为经理；我甚至还收到了部里的任命书，他们并没有找我。到了4月1日，我被解雇了，于是就回去继续当部门主任。最后，到了7年4月26日那天，我被捕了。

关于艾格纳·恩德雷这个人，我还要讲几句。他又当上了党委书记，后来当上了佩奇一家企业的经理。但在十月里，他还痛哭流涕；毕竟他以前相信过这个体制——他甚至还撕碎了党证。我劝他说：你以前就算相信过这个体制，也没有什么；你要么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要么就不是。工人代表会给了他一套房子，可是后来我受审时，他却做了对我不利的证词。法官问我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的时候，我就说：“我跟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

我在布达佩斯中央警察总局关了一个礼拜，跟普通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审讯员非常粗暴。他们威胁我们；但他们没有碰我，都没打过我一下。我对付审讯的办法是这样的：除非他们给我出示两个证人的书面供词，否则我什么也不承认。“我们团伙”犯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大都不知道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只要招认了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都会产生严重后果。奥贝尔朔夫斯基—加利案件的审判结果，证明了我的方法是对的。在他们受审时，我还没被捕。我在牢里听说奥贝尔朔夫斯基被判了三年，加利是一年。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肯定是把什么都招了。后来他们的案子又被拿出来重审，这次就瞒不住了。他们俩都被改判死刑，最后能逃过一劫，是因为——我是后来听说的——伊利亚·爱伦堡和肖洛霍夫为了这个案子，给匈牙利政府写了信。所以他们才能改判无期徒刑。年他们在大赦中获释。

他们把我们从中央警察总局转移到了弗街监狱，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事已经被关在那里了。然后大审判开始了。弗街监狱的条件非常差：他们什么东西都不给我读；牢房里的灯日夜都亮着；白天不许我们坐在床上，晚上总是吼醒我们。看守我们的人是以前的希腊游击队员，因为他们的匈牙利语说得很糟糕。他们穿的是又宽又软的拖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被单独关押，有时他们会把一个告密者跟我关在一起，但我没有透露任何东西。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我用肥皂在毛毯上画了对数表。这种毛毯是用长马鬃做的，质量很好。审讯持续了三个多月，非常难挨。审我的人都是文化很低、心胸狭窄的人。他怎么也无法理解，我这个收入很好的部门主任为什么会对体制不满。

审讯结束后，我被转到莫尔科街监狱，跟另外一些人关在一起，不过他们跟我的案子当然没有关系。然后就到律师开始询问了。

中央工人代表会审判案的被告有五个人。第一被告是拉茨·山多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第二被告是波利·山多尔，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他还是贝洛扬尼斯厂工人代表会主席。第三被告是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办公室职员。他是作为联络员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他多方奔走，促使苏联高级军官参加了会议。我是第四被告，第五被告是铁路工人梅什特尔·恩德雷——他是作为铁路工人的代表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

他们给我安的罪名是：成立工人代表会；发动罢工；在厂里贴上了恩格斯的语录，大意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我故意断章取义，歪曲了恩格斯的本意，损害了体制。我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会议，在厂里传播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内容。我甚至裹挟党委书记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会议，所以我进行了反革命宣传。我组织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新闻发布会，还研究过出版地下报纸的可能性。我煽动了妇女游行，还给外国报纸提供消息。

我的律师跟审讯员截然相反；我发现他绝顶聪明，而且总是对的。看来他认为审讯员的调查报告并不可信，因为除了我的口供之外，他还要寻找进一步的证据。他质询了我的秘书，她以前帮我打印、复印了呼吁妇女游行的传单，还有作家协会的声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