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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新冠疫情救助服务中牺牲的部分美国修女

内容提要:

美国天主教徒一边被民主党候选人的社会福利和移民政策吸引，一边又认同共和党候选人的重宗教、重生命、重家庭、亲美国的立场，这种徘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天主教徒试图塑造的美国共识或曰文化认同都很难成功。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是战后美国保守运动当中的一个独特群体。这一派别源于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改革和美国社会改革的激进浪潮引发的反思。他们在、年代构建了民主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期重新树立教会的道德权威和美国的文化认同，并将“正义战争”、“公共福利”等传统的天主教概念引入美国内外政策的公众讨论，却背离了当初秉持的谦卑之心和适度原则而最终陷入困境。

除了福音派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一批天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知识分子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人参与了构建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纲领，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媒体资源，推动了战后美国保守运动的历史进程。他们用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圣经的象征系统来解释政治、经济、道德文化领域的公共事务，从神学的角度论证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和社会体制的优越性，常被形容为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神父。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教宗本笃十六世、美国总统里根和布什父子都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值得研究的是，天主教信仰塑造了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不同于其他新保守派的独特性：他们的思想历程与天主教会的内部改革息息相关，他们的理论体系源于天主教神学的一些传统概念，他们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活跃于媒体和政坛，也是为了彰显当代天主教徒的社会影响力。

本文主要从教会史的角度解读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起伏，以及他们与自由派神学家的思想交锋，探讨当代美国天主教徒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信仰与生活的关系，考察这个美国最大的单一教派团体如何应对多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一、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美国是个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徒长期处于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少数派地位，这其中既有历史积怨，也有现实利益冲突。随着19世纪30年代、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以欧洲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美国天主教会迅速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天主教徒工人的工资低、生活贫困、风俗迥异，所以一再遭遇本土主义者的敌视甚至迫害。此外，罗马教廷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与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之间存在种种对立。年教宗利奥十三世(LeoXIII)批评了称之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一系列主张，也就是部分美国主教信奉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的自由主义观点。教宗重申天主教应该成为国教的正统教义，使美国主教团和信徒处于两难境地。美国天主教会在后来的数十年间退回文化隔离区(culturalghetto)，创建了一整套独立的教区、学校、医疗、慈善系统。

美国主教尽量回避有可能引起政教纠纷的事务，专注于教会内部管理和发展，同时倡导激进的民族主义，笼统地支持美国参与的每一场战争，以表达美国天主教徒对教会和对国家的双重忠诚。从美西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天主教徒的参战比例一直很高，他们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新教徒和世俗主义者的疑心逐渐消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参战的天主教徒获得上大学的机会，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并且搬到郊区居住。美国天主教会的经济实力和信徒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终于摆脱了贫苦的移民教会的保守形象，而且天主教徒人数接近美国总人口的1/4，成为美国最大的单一教派团体(新教人数虽多但是教派林立)。那些在世俗领域获得成功的天主教徒要求适应时代潮流、打破隔离区的藩篱，因为隔离区留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学校的沉闷平庸、礼仪的华而不实、神学的空洞疏离，他们希望天主教会能够全面融入主流社会，面对美国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20世纪60年代的“两位约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罗马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彻底改变了美国天主教徒的少数派心理及美国民众对于天主教会的看法。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总统，他那意气风发的屏幕形象赢得了美国选民的爱戴，这与美国历史上首位寻求担任全国性公职的天主教徒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在年竞选总统时遭遇的冷落和打击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历史学者认为美国大众高估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天主教徒都相信肯尼迪当选总统意味着他们终于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

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约翰则是罗马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他领导天主教会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也就是至年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致力于实现“天主教会的现代化”。梵二会议明确表达了天主教会积极回应现代世界的态度，正式认同并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诸如多元主义、普世主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良知、重视民主参与等等。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主义神学家的许多观点都被合法化了，尤其是美国神学家约翰·考特尼·默里对于《信仰自由宣言》起到了主导作用。

梵二会议通过了四道宪章、九道法令和三道宣言，这16项决议不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引导着40多年来的教会生活。梵二会议承认了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罗马教廷关于政教关系的正统教义与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条款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美国主义”不再是天主教徒融入美国社会的障碍，反而成为美国天主教徒用来处理宗教与社会、信仰与生活的关系的准则。美国天主教会的自信和勇气迅速攀升，美国主教和普通信众都不再需要通过强烈支持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来表现对国家的忠诚和驳斥反天主教的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压抑的左派激情和改革雄心终于宣泄出来。

于是，一批激进的美国天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进步主义神学的追随者和新左派青年的偶像，诸如迈克尔·诺瓦克、加里·威尔斯、丹尼尔·贝利根和菲利普·贝利根兄弟等人当时都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年，他们联合新教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路德宗牧师理查德·约翰·纽豪斯、犹太教拉比亚伯拉罕·赫斯切尔(AbrahamHeschel)等人创建了“宗教人士 　　

由此可见，天主教会的现代化乃是一把双刃剑，梵二会议打开了教会面向现代世界的窗户，现代化的烦恼和弊病也纷至沓来，很多原本宣扬进步主义神学的天主教徒转而投身保守运动和组织，那段时间出版的许多书的书名都带有“危机”、“分裂”、“衰退”、“叛教”等字样，呼吁教会的灵性复兴和秩序稳定，要求重新审视教会现代化的改革方向和前进步伐。

当然，天主教新保守派只是众多新保守主义群体当中的一支，他们参与这场运动更多是受到天主教会内部变革和天主教徒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而不得不反思古老的信仰如何指引当代信徒的生活。他们从神学的角度探讨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现实的复杂，秉持谦卑之心和适度原则，质疑激进神学家在教会内部推进民主改革的尝试和新左派的乌托邦治国理想，试图重塑天主教徒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信心，主张强硬的外交政策、批判大政府和高福利、维护传统的道德伦理。新保守派是一个内部有着极大差异的群体，也是一个历时而变的群体。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时有人加入，有人退出，同样被贴上新保守主义标签的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犹太教徒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不再受到自由派宗教刊物的欢迎，于是转投保守派的《评论》(Commentary)、《国民评论》(NationalReview)、《尘世》(ThisWorld)，并且创办天主教新保守派自己的刊物，阐述其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

构建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人物是由迈克尔?诺瓦克、理查德?约翰?纽豪斯、乔治?韦格尔(GeorgeWeigel)组成的三人组，他们经常结盟参加论战，各有所长从而形成互补之势。诺瓦克是斯洛伐克移民后裔，自幼响应圣召进入神学院，接受了长达13年的神学训练，却在按立神甫的前夕放弃誓约，坚持在尘世中实践其神学理想。20世纪60年代，诺瓦克先后任教于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曾是一名为新左派辩护的神学家，后来他厌倦了大学校园的骚乱，放弃教职的同时逐渐改变了政治立场和神学倾向。年，诺瓦克加入最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年创办月刊《危机中的天主教》,年更名为《危机》(Crisis)。宣扬“民主资本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的神学”，论证天主教社会训导与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契合关系。

纽豪斯是小布什总统的私人顾问，直接影响了小布什对于诸如堕胎、同性婚姻、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等一系列宗教和道德伦理问题的看法。年《时代》周刊称其为美国最有影响的25位布道人之一。韦格尔是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第二代之中的佼佼者，擅长教会史研究，共获9项荣誉博士学位，曾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撰写传记《见证希望》，与教宗本笃十六世也颇有私交，他还担任道德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麦迪逊基金会的主席。他系统梳理了天主教的正义战争理论，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强调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更加强势。

曾有学者总结了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的四大观点：首先，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源自迅速蔓延的乌托邦和诺斯替主义，后者试图凭借高于一切的抽象道德理想或政治意识形态来彻底改变人类社会；其次，他们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批评美国自由主义从机会平等转向了结果平等，机会平等是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基础，强行要求结果平等反而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公正；再次，他们在坚持民主和多元的同时又反对道德相对主义，主张维护传统的宗教、伦理、家庭观念和社会秩序免遭各种批评；最后，他们参与了为资产阶级价值观平反的工作，表达了天主教徒对资本主义和商业公司的理解和欣赏，在民主资本主义理论和天主教社会训导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二、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构建的理论体系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源于部分神学家与平信徒知识分子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改革和美国社会改革的反思。他们认为，过分激进的教会改革破坏了天主教的道德权威和凝聚力，过分激进的社会改革摧毁了美国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冷战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也深刻影响了新保守派的理论体系。为了抗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美国总统到普通民众都时刻不忘高呼“宗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犹太-基督教信仰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尽管年代美国一度出现“上帝已死”神学和“世俗之城”的论调，但是年代中期以后，宗教复兴的潮流日益明显，在民间有基督教新右翼的积极参政，在学界有“美国公民宗教”的大辩论，很多宗教社会学者和宗教历史学者都试图解释美国社会既有明显世俗性又有深刻宗教性的矛盾现象。

冷战结束之后，宗教复兴的潮流也未出现任何逆转，只是焦点变成了宗教自由派和宗教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福音派新教徒、基要主义者、保守派天主教徒和少数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组成泛基督教正统派，自由派新教徒、自由派天主教徒、大部分犹太教徒和世俗文化精英则结成了进步主义联盟，两大阵营之间的价值观对立逐步取代了以往的宗教教派分歧。天主教新保守派认为“这是一场界定美国文化的战争，一场关于我们应以何种观念组织我们的生活的战争”，直至今日，美国各级选举都无法回避与宗教有关的庞杂议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不难理解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为何呼吁展开一场文化战争、观念战争、道德战争，对外抗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内抵制新左派和民主党自由派的乌托邦治国理想和道德松懈，其目标正是为了修复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文化冲突，重新树立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文化认同。他们认为，美国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基于犹太-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念，以及美国宪法所确立的自由和平等原则。

另外，这些天主教徒出身的新保守派的独特之处在于，天主教信仰始终是他们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是他们探讨美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独特视角，所以他们不仅要论证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还要论证天主教教义蕴含着适合民主资本主义的道德习性，甚至要论证天主教伦理比新教伦理更完整地阐释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天主教会历来以推动正义与爱德为己任，宣扬福音对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行为所持的观点，历代教父、教宗、主教、神学家不断丰富这一传统，既具有神学识照，也具有现实意义。

近百年以来有影响的美国新教神学家也都批评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济体制，从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Rauschenbusch）的社会福音、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保罗·蒂利希（PaulTillich）的文化神学到各种解放神学，都继承了19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正义，亦即国家以政治力量确保人民享有合理的经济生活，提供市场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福利，保障经济领域的平等与公正。

梵二会议之后，罗马教廷更是站在了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前线，谴责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号召世界各民族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美国天主教会依照教宗通谕确立的原则，一直支持改良主义的工会运动，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认为，许多重要的天主教教义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创世与工作、竞争与合作、原罪、博爱等，都蕴含着适合民主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美德。他们要从神学根源上证明民主资本主义看重的“自由”比社会主义看重的“平等”更符合福音的社会含义。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分享上帝的权利和能力，不可剥夺人的自由、尊严和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不可埋没人的思考、选择、创造的能力；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平等”不等于“相同”；上帝赐予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和才智，每个人就应该公平地得到不同的报酬，人为的平均主义反而破坏了真正的平等原则；运用自主权、对自己负责，正是因为尊重人所继承的神之形象。新保守派认为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局限于攫取财富和世俗的禁欲主义)和新教伦理(局限于加尔文主义的天职论和预定论)的界定过于狭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真正的道德力量在于促进人类的创造力，而这是天主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贡献。

日本的成功证明了并非只有新教伦理才能滋养资本主义精神，儒教、犹太教、天主教都曾孕育了资本主义必需的道德习性，它们的共同点是要求个人运用自主权、发挥创造力、胸怀责任感，自由的个体自愿结社以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总而言之，新保守派相信，以美国为范例、以天主教为根基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才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福音的社会含义的体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三维结构和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并不完美，却是尘世之中唯一实现了自由、富裕和解放的社会体制，也是目前第三世界的天主教国家最为合理的选择。

与民主资本主义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后者是天主教社会训导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是、年代反资本主义思潮最激进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赞成社会阶级论，谴责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垄断，号召教会追随“解放者”耶稣的足迹，领导被压迫群体奋起反抗北半球的经济强权。梵二会议之后，解放神学才作为一种自觉的运动出现在拉美地区，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的拉美主教会议上，秘鲁的古铁雷斯阐述了解放神学的核心思想，主张基督教的宗旨就是为被压迫、被剥削、处于“非人”的贫困当中的人们争取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解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必须被摧毁，因为它的主要动机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贫困者的需求，只有制度性的罪恶被清除，被压迫者才有机会获得真正的人性与尊严。解放神学不仅吸引了许多拉美国家的穷人，还在美国赢得了大批受众，尤其是欣赏革命意识形态的左派人士。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是文化优先于经济和政治，强调道德文化体制的首要地位及宗教在道德文化体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尤其反对自由派倡导的结果平等和相对主义。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对于塑造资本主义道德文化起着关键作用，要想重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文化认同，必须首先解决教会内部分歧，天主教会的碎化是整个美国文化分裂的缩影。

教宗保罗六世(PaulVI)曾言，梵二会议打开了教会面向现代世界的窗户，撒旦的迷雾也乘机涌入，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认为这迷雾就是乌托邦的改革理想、激进的女权主义、同性恋的解放运动。现代化改革不能篡改教会核心的道德、信理、体制结构，不能抹煞教会的特征、权威、信仰根本，所以他们反对堕胎合法化和同性婚姻、反对妇女授任圣职、坚持教士独身制、要求神甫和修女退出政坛。

只有从教会史的角度，才能看清楚新保守派在教会学上的保守观点与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之间的关联。天主教会的现代化乃是一把双刃剑，新保守派的理论体系虽不完美，却也是一种应对双刃剑的智慧和技巧。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继位以后，重新强调天主教会的传统道德和信理，被视为罗马教廷立场的又一次调整。年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天主教会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溯本归源”。两位教宗在教会学方面的温和保守立场得到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的大力赞扬。

三、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面临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教团发布了两封牧函《和平的挑战：上帝的承诺与我们的回应》()、《所有人的经济正义：天主教社会训导与美国经济》()，指责美国的核武器战略和贫富分化现象，新保守派对其口诛笔伐，引发了政府决策的伦理维度的全国大讨论。梵二会议之后，美国主教团基本秉持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定期审查美国的内外政策，尤其 　　

美国主教团的经济牧函《所有人的经济正义：天主教社会训导与美国经济》认为穷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这个国家的良心所不能容忍的，国家投资应当特别照顾穷人的经济需求，“没有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面对美国和全世界的饥饿、无家可归、不安全和不公正的状况能够心安理得。”基本的经济权利是人格尊严的体现，“如今我们相信为实现经济权利而奋斗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要创造能够维护每个人在经济领域的人格尊严的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ChurchUSA)、联合基督教会(UnitedChurchofChrist)、联合卫理公会(UnitedMethodistChurch)也发布了类似的宣言。

新保守派认为促进公共福利分为个人、社群、国家这三个层面的努力，他们强调天主教的辅助原则(subsidiaryprinciple)，即社会决策应当由最接近具体事务的个人和社群负责，只有下一级的社会组织不能有效完成任务的时候，才让上一级的社会组织介入，所以公共福利首先依靠个人，其次求助社群，最后才是国家。帮助穷人的真正途径是自下而上建立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让穷人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土地，提高穷人的教育程度和技术培训，支持他们运用上帝赐予的经济自主权和创业精神，不依赖利维坦式的国家而是依靠自由结社的公民社会。

新保守派毫不掩饰他们推崇现代商业公司，他们把商业公司视为民主资本主义体制下最具特色的社群形式和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有限职责的中间结构，并且强调公司不是像政府一样的政治社群，公司的自治不同于政府的自治，公司的特点是务求决策迅速、上令下达、提高效率、全力以赴，权力制衡规则不适用。新保守派甚至反对环保人士和公益团体要求工商业集团减轻污染和其他工业生产的副作用，指责这类举措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流程，政府出台法规迫使公司花费大量钱财保护环境，违背了市场规律，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样的辩护已经违背了新保守派自己宣扬的民主资本主义理论的三维制衡原则。市场不会自动产生公正的社会，不受约束的经济自由可能导致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可能打破新保守派珍惜的家庭、工作、邻里的纽带。回想新保守派兴起之初，曾经指责民主党自由派强调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使命感背后隐藏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阶级利益的追逐，如今他们自己也沦为金融、军工、石油等行业巨头的附庸，所以很多自由派天主教徒指责他们是大公司和富豪阶层的代言人，信奉市场万能，漠视贫困人群，以为“自动调整”的市场能够拯救越来越多的永久失业的工人。

年显露端倪、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乃至经济衰退，自由派归咎于华尔街金融集团的贪婪和小布什经济政策的失败，要求美国政府大举推行救市方案以弥补金融衍生品监管失效而酿成的大错，新保守派则归咎于民主党，指责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乌托邦理想，诱导银行贷款给低收入人群买房，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巨大亏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更是浪费国家税收，只会扩张政府的权力和规模，没有减轻企业的税负，也就无法复苏经济和稳定金融。尽管学界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尚无定论，新保守派的信誉无疑遭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宣扬的自由市场安抚不了失房业主和失业雇员的焦虑，他们提供的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的途径虽然在理论上颇具说服力，但是在实践中却很难保障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福利。

宗教界的反核运动对于美国政府决策的直接影响不大，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才是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核武器政策的主要原因，但是围绕正义战争理论的辩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21世纪的反恐战争，而且衍生出很多新的理解。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徒普遍接受正义战争是抵制侵略的自卫战争，如今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则发现，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打击恐怖组织、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成为武装干预的正当理由。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呼吁美国政府在后冷战时代坚持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诸如北约东扩、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打击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与友好国家分享导弹防御系统、资助亚非拉国家的民主派在野党、改革日益世俗化和反美化的联合国等等。他们认为，先发制人的武装干预同样符合正义战争的标准，因为这种武装干预抵御独裁者的侵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罗马教宗和美国主教团对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几场战争都持反对态度，约翰?保罗二世认为人类应该意识到战争本身就意味着人性的“堕落”和“失败”，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冲突，战争在本质上不应是解决争端的一种道德的手段。虽然罗马教宗及追随他的美国主教团没有绝对排斥战争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对使用武力的宽容度变得非常低。

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大肆抨击伊斯兰教的圣战，认为圣战危及西方生存，支持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声称只有美国领导的新世纪计划才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必须追求仁慈的全球霸权，发动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来对付恐怖主义的暴力袭击和针对无辜平民的自杀式爆炸，扶植民主政权保护民众自由，所以美国攻打伊拉克是背负着道德责任的正义战争。这一解读为“布什主义”的外交政策披上了一层天主教道德语言的外衣。因此，在入侵伊拉克前夕，小布什总统专门派诺瓦克前往梵蒂冈会晤教宗，代表政府游说教宗支持美国开战。由于布什的这一行动事先没有征询美国主教团的任何意见，遂引起美国教会大批信众的强烈不满。年11月，一批美国主教、学者、社会活动家发起集会，纪念和平牧函发布20周年，讨论当前世界面临的“新的和平挑战”，新保守派和自由派神学家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再一次交锋，只不过与20年前相比，争论的主题从冷战变成了反恐战争，从核威慑战略的道德正当性变成了预防性战争的道德正当性。

此后，围绕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又延伸到伊拉克的重建、从伊拉克撤军等问题，新保守派始终相信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终将带来宁静有序的和平。韦格尔根据相关学者提出的“战后的正义”(juspostbellum)概念，引申出了“为了和平的正义”。他指出，合理的、适度的使用武力是为了重建和平的秩序，保障当地民众的自由和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化建设就是典范，所以伊拉克战争除了必须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还要消灭打着伊斯兰圣战旗号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恢复伊拉克的民主自治、经济稳定和市民社会。倘若美军在达到上述目标之前撤离伊拉克，不仅是对伊拉克、中东乃至整个文明世界不负责任，而且也终将丧失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性。

自由派天主教徒则认为，在伊拉克建设民主的努力代表着一种外交上的“神学错误”，因为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掌握世界命运的是上帝，而不是拥有强大武力和经济实力的人，小布什政府的道德正义感和勇于作为的姿态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去年美国大选民调显示，伊拉克困局比金融危机对新保守派的打击更大：年保守派天主教徒当中只有五分之一投票给克里，然而年奥巴马赢得了保守派天主教徒五分之二的选票。这些背离新保守派的信众大多是因为不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虐囚丑闻和布什政府的秘密审讯、监视、拘留措施，他们在经济问题上依然相信新保守派的解决方案，只不过经济问题不是他们在投票时优先考虑的选项。

四、结论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是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改革和美国社会改革过于激进的“反动”。探讨如何在美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实践古老的天主教信仰，一直是美国天主教学术研究长盛不衰的主题。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不同于其他保守派之处，归根结底在其天主教信仰。他们最有特色的论证都是围绕信仰与生活的张力展开，诸如宣扬以天主教伦理为根基的民主资本主义理论，引用“公共福利”和“正义战争”等传统的天主教道德概念为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辩护，抵制堕胎合法化、同性婚姻、干细胞研究、安乐死、激进的女权主义等危及天主教根本教义的社会潮流。他们甚至被赋予一个专有称谓“神学保守派”(theocon)，这一称谓最初用于形容天主教徒出身的新保守派与犹太教徒出身的新保守派(neocon)的理论根源之不同，后来则指代保守派天主教徒与福音派新教徒结成的联盟，这一联盟动员的选票对于小布什两次当选总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从神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阐释当代社会问题，吸引了大批神学家与平信徒参与讨论，对美国政府和罗马教宗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崛起于激进改革掀起的惊涛骇浪之中，引导着美国天主教徒找回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他们自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秉持温和的中间偏右的政治立场，批评极左和极右思潮都不符合天主教对人性的看法。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时局的发展，他们逐渐从温和右派转变为极右派，不再强调谦卑之心和适度原则，与美国主教团的温和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为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和伊拉克的增兵计划辩护，所以自由派神学家指责他们更加效忠于美国的世俗意识形态而非天主教信仰，放弃了天主教会的先知立场和批判传统，背弃了天主教徒最根本的正义和爱德。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尘世关怀”不可避免地要与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联系起来，它的衰落则是因为新保守派为美国体制和政府决策的过度辩护使得信仰屈从于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宽松的社会环境确实保障了天主教传统延续的外在条件，但是如果耶稣沦为意识形态的仆人，如果信仰的话语被用来片面地为既得利益者和强势集团服务，那么这一古老深厚的传统就会失去她在现代世界的立足根本。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也是天主教会迎接现代化挑战的见证。一方面，梵二会议之后美国教会不再沉缅于文化隔离区的思维方式，而是以新的形象直面现代世界，天主教徒已经全面参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所以新保守派才有信心重新审视天主教会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阐述天主教徒应如何看待和履行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流的新教教会衰落，天主教徒却越来越自信，新保守派甚至认为天主教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天主教不是狭隘的宗派的教会，而是真正的普世性和大公性的教会，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共有的一套价值观念。新保守派认为，多元社会要想避免分裂成无政府状态就必须有某种共识存在，这一共识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遭到侵蚀并且导致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危机，所以才要大力倡导超越教派的、符合自然法原则的、基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伦理神学和道德规范，才要呼吁展开一场文化战争、观念战争、道德战争。

另一方面，在当代天主教会内部，稳定的忠诚和强烈的分歧并存。虽然仍有众多天主教徒积极参与教会活动，但是天主教徒无条件顺从教会领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他们可以有选择地解读梵二会议的决议和天主教社会训导，也可以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点和新教徒或者犹太教徒联合起来，与其他天主教徒进行争论。这一现象被学者们称之为美国天主教群体的“破碎”。年支持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天主教徒的比例是47%和45%，选票的两极分化说明，今日教会已经无法回归传统的单一的宗教-政治利益集团。此外，很多美国天主教徒一边被民主党候选人的社会福利和移民政策吸引，一边又认同共和党候选人的重宗教、重生命、重家庭、亲美国的立场，这种徘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天主教徒试图塑造的美国共识或曰文化认同都很难成功。（原载《美国研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