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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学术自由的抛弃，在今天几乎见惯不惯。有学者指出：“对学术自由的干预来自三个维度：意识形态、权力和金钱。”教师，一个升斗小民，在这么三个维度的干预下，自然也可以找到自我宽慰的借口：“铁定死，要自由否？”各种表态发言，充斥于报端，也就习以为常了。

在这么个背景下，“不自由，毋宁死”这个高尚的口号，就不免被一直在犬儒主义气息熏陶下的人们嗤之以鼻了。价值观的变化本不可强求，以一种价值观做导向，动辄叫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自然也是值得警惕。但追崇自由作为个体的权利，落到需要以命相逼的境地，则让人对铁幕时代充满愤慨和无奈。

这么说，是因为近来颇读了几本关于民国学人的传记。掩卷之下，兴起隔代的感慨，也真实感受到，我们真的有过一些信奉“不自由，毋宁死”的学人，因为他们，整个学界让后人追忆起来，依旧显得星辉熠熠，百代流芳。

先说王国维。年的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修好遗书，自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乘人力车到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国学院师生募款修建纪念碑纪念王国维，陈寅恪撰写碑文，中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一句点睛，将王国维为道而殉身的气节显露无遗。在王国维的遗书中，其将书籍“托陈吴二先生处理”。这陈是陈寅恪，吴是吴宓。冥冥中天意还是人以群分？这两位亦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倔骨头。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

世间诸事，往往知易行难。标榜容易，一辈子坚守，难度却是难以想象的大。也唯此，才让坚守者更见人格之光芒。

年12月1日，陈寅恪弟子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中山大学劝老师北上到科学院任职。彼时，学界在震动中慢慢适应新政权，一股声势浩大的学马列热潮席卷全国，言必称马列，著作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然而，在名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信中，陈寅恪开宗明义，““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进而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江山一片赤色，陈依旧喋喋不休于“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以学术研究为挡箭牌，在一片马列主义的狂潮中，守护研究所的一亩三分地，而全然不顾周遭投来的诡异眼神，陈不合时宜如此，在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自然讨不得半点好处。文革一起，尊重学术的最后遮羞布被扯下，如陈寅恪者自然更是要被恶狠狠踏上一只脚的。中山大学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像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是年，陈寅恪病故，“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旧与日争光。

陈寅恪的老友吴宓亦是一个不合时宜者。这位主掌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大学者，曾经力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研究院导师，使清华国学院得有“五星聚奎”的盛事，也创造了国学院门生、私淑遍充几代中国国学界的教育奇迹。文革一起，这位名动天下几经风霜的大教授自然在劫难逃。各种武斗鞭笞蜂拥而至，甚至于左腿被扭折，双目因白内障一度全盲，“膑足盲目”之下，却于年径直写信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探寻陈寅恪的消息。彼时陈寅恪去世已两年，信中有“国立中山大学”，“宓一八九四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云云。赤色神州，先生风骨，一轮冷月照千山。

年，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写下：“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几代学人，果然用自己一生，完美阐释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全部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