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21日，作家苏雪林去世图为年，苏雪林在武大任教期间留影
原载：《百家讲坛》年第9期
作者：李舒
现在知道苏雪林的人越来越少，她曾经是和冰心、凌淑华齐名的女作家，被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
年，对于苏雪林来说，是个糟糕的年份。
年仅32岁的大哥去世，母亲病倒，侍母至孝的苏雪林因为悲伤过度，喉管破裂出血，被迫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她暂时离开法国里昂，去外地疗养，她便去了都隆。父亲知道她生病，就把她的地址给了亲家，叫未婚夫张宝龄与她通信。
苏雪林本来不同意这门婚事，三番五次要退婚，无奈母亲恳求，说她总要结婚，这个未婚夫看起来门当户对，是父亲为她挑选的。父亲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张宝龄当时正在美国留学，他用文言文给苏雪林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比较好，文字简练，苏雪林游学病中收到这样的信，当然很温暖。她想，要不然就这个人吧，我先处处看。
写着写着，出现问题了。张宝龄的所有信都一样，不温不火，不枝不蔓，没有好，也没有坏，冷漠而客气，彬彬有礼。可能因为是文言文写的吧？五四成长起来的苏雪林这样想，于是，她写信给未婚夫说，我们用白话文通信吧。张宝龄说，好。可张宝龄用白话文写的信还是一样，不温不火。
苏雪林和他谈电影，他说我不喜欢。苏雪林和他谈跳舞，他说我不喜欢，苏雪林和他谈茶会，他说我不喜欢。简直就是一个不喜欢先生，谈话终结者。
苏雪林当时只要一坐在书桌前抓耳挠腮，痛苦万分，她的同学就取笑她说：“你肯定又在给未婚夫写信了。”
不久，张宝龄来信说，自己已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即将回国，两家父母的意思是，张宝龄回国后需要立刻完婚，苏雪林为了完成学业，就主动写信，邀请未婚夫来法国攻读博士学位。不喜欢先生的回信是，不懂法语，不喜欢旅行，看不起徒有虚名的博士头衔，所以不来。
“你想亲近他无从亲近，你想指摘他无从指摘”——苏雪林在《棘心》里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于是，她就给老爸写信说，大概张宝龄在国外有别人了，不如还是解除婚约吧，老爸的回信是这样的：你不必懷疑他，他比你操守还坚固呢。我听人说，他在美国洁身自好，目不斜视，同学无不许为君子。有一个美国女同学曾示意爱他，他特将你的相片插在衣袋里带到学校，让那个女子看见，说你是他的未婚妻，那个女子才不敢向他示爱了。你想吧，这样的好青年，现在容易寻得吗？
苏雪林被父亲的话沦陷了，她的感情观是“平生取士，最喜的是有贞固不移之操，最恶的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人”，看了父亲这封信，她吃了定心丸，觉得张宝龄其实是爱她的，只不过，也许是不懂表达而已。
但她忘了问，自己究竟爱不爱张宝龄呢？
苏雪林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们的爱情虽然淡泊，但淡而能永，似比浓而不常的好。”这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宽慰自己。
年，因为母亲病危，家人催其回国尽快完婚。于是，28岁的苏雪林和张宝龄终于完婚，他们通了三年信，从未谋面。
苏雪林对于自己的婚姻有很多幻想，她给张宝龄也找了很多理由，比如他学工科，比如他性格内向，不擅长用文字表达感情，现在两个人组建了小家庭，也许就会好吧。
维系婚姻的究竟是什么？苏雪林这时候还来不及想。
年春天，苏雪林到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和东吴大学任教，住在景海女校内。每逢节假日，在江南造船厂工作的张宝龄会偶尔来探望她，这是他们夫妻感情最好的时光。这年9月，张宝龄分得一份家产后，在苏州置屋安家。房子是张宝龄亲手设计的，对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他并非没有自己的期待。东吴大学得知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就聘他为理科主任。
苏雪林的《绿天》，就是在这时候发表的。她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口吻，将自己婚后的生活，在纪实的基础上，融人自己的爱情理想，以美文写出，后来结集为《绿天》。《绿天》在当年属于畅销书范畴，不过4万余字，再版过十几次，叶圣陶先后将《扁豆》和《收获》分别编人《高小国文》和《初中国文》课本。
在扉页上，苏雪林甜蜜地写着：“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
要是看过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这两个人的爱情，简直是浓稠得化不开，虽然她承认未婚夫性情“孤冷”，为人“实用”，但他们最初两年的夫妻生活，还是如同一杯蜜酒。
实际上呢？
《绿天》中，丈夫知道妻子希望拥有一个书橱，就暗中定做一个，给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生活中的张宝龄却“生性孤冷”，要求苏雪林把自己的工资交给他保管，又难以容忍苏雪林把工资拿去贴补姐姐和嫂子。
《鸽儿的通信》中，丈夫柔情缱绻，短暂的分离中与妻子互诉情话，而生活中，张宝龄“有事赴北京月余，竟半个字也不写给我”。
《我们的秋天》中，丈夫与妻子有许多共同爱好，两人都喜欢田园生活：养鱼喂鸟、围炉说笑、火炉里有烘烤山芋、桌案上有暗香浮动……而生活中的张宝龄经常加班不回家，还曾经惹得苏雪林半夜在宿舍里哭泣，让张宝龄的朋友们笑话了很久。
最极品的细节是一一中秋佳节，苏雪林挽着张宝龄在园中散步，指着月亮说：“月亮好圆啊！”张宝龄的回答是：“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
张宝龄对苏雪林的要求是，会做家务，会生孩子，这两样，苏雪林一个也做不到。她也曾经学着做针线活，结果“缝衣服左袖”花了一上午，错了两个地方，甚至连最简单的面条也不会做。
在武汉大学收藏的苏雪林日记里，苏雪林曾经记载自己和张宝龄要去打网球，结果临出门之前，丈夫嫌弃自己“短服”，不愿意一同前往。最终，苏雪林气得跑到动物园去看熊了。
这样的吵架随处可见，苏雪林的散文《岛居漫兴》中，也有张宝龄批评苏雪林的话：“不会跳水偏要跳，几乎送掉性命。不会骑马偏要骑，带累别人也不能尽兴。下次有这类玩乐的事情，请你莫再参加，好不好？”
难怪很多年之后，苏雪林再看那本《绿天》，简直有点不好意思：“我撰《绿天》诸文又锦上添花写得风光旖旎，现在想起来，只有好笑。这是‘美丽的谎言’。”
年秋，苏雪林和张宝龄的关系已经非常尴尬，家庭生活毫无生气，她前往安徽大学任教。
也许是为了缓和夫妇关系，不能生育的苏雪林曾经把同学的女儿认作干女儿，她特意回到苏州，禀告丈夫，希望能让丈夫稍微高兴一点。苏雪林实在太天真了，张宝龄是真直男，认为传宗接代是第一要务，怎么可能要一个陌生人的女儿做干女儿？张宝龄没有和苏雪林商量，就把一个侄儿过继过来，取名张卫。夫妻双方各有所养，积怨更深。
一年之后，苏雪林因为担任辅导员期间，要求男学生晚上9点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结果被男生袭击，一块碎砖击中前额，她伤心地离开了安徽大学，前往武大任教。
抗战期间，这对夫妇失去了联系。年，武大工学院的郭霖教授向校方推荐他在麻省理工的同学张宝龄，校方向苏雪林打听张宝龄的地址，苏雪林尴尬地回答自己并不知道丈夫在哪里。最终，她还是给公公写信，才知道丈夫在云南。
之后，他们又一起生活了一年，苏雪林说，这一次，张宝龄“似乎略通人情世故”，夫妻之间“过得还算和睦”。不过，根据她的学生回忆，两个人仍旧是“各处一室，同餐不同寝”。
不过一年，张宝龄就因为想念上海的父母，从武大辞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和苏雪林商量。
年，苏雪林打算前往中国香港。她征询了张宝龄的意见，回复是不愿意和她一起走——这是她意料之内的。
有点讽刺的是，等苏雪林到了海外，两人的信倒通得频繁起来。他有时也会写两句希望她回来。他说自己退休了，住在北京。
年秋天，苏雪林收到六叔从香港辗转递过来的信，信中说，张宝龄已于当年2月在北京病逝。这时候，她才忽然想起来，张宝龄的父亲十分抠门，对于张宝龄等子女照顾不周，导致张宝龄自幼营养不良，肠胃病折磨了他一辈子，他最终死于此病。他们结婚，长达36年，在一起的时间，4年还不到。
他们从前的生活，一点点印上心头。她想起张宝龄特意学会了她的家乡方言，和她说话时，他坚持用她的家乡话。她想起她的母亲卧病在床时，张宝龄也曾经端茶递水。
可是他们究竟相爱吗？
苏雪林说起这段失败的婚姻生活，略带自嘲：“把爱情升华为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倒也是意外的收获。我想我今日在文学和學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
年，苏雪林因为摔跤住院，“生命吉凶实未卜”，她把存款数目复印三份，将在台湾的三位侄子叫来，“并告以积蓄数目，万一有不测，三家平分”。和大陆亲属联络上之后，她尽力以自己的退休金补贴，结果七大姑八大姨蜂拥而至，索钱者相互吃醋，弄得苏雪林左右不是一一这时候，她又想起张宝龄曾经说自己太过注重亲情，总有一天会受其累，倒不幸被他言中了。
大陆与中国台湾可以通邮之后，苏雪林和张家再次联系上了。侄子告诉苏雪林：张宝龄在北京病重时，有一位侄媳妇给他织了一件毛衣，毛线不够了，忽然看见他的箱子里有一条羊毛围巾，恰巧与毛衣的颜色相同，她便想拆开围巾，张宝龄见状连忙摇手阻止，他指着围巾对侄媳妇说：“这是你们二婶（指苏雪林）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毛线不够了可以到街上去买。”他说这话时流下了眼泪，末了，他又倍感遗憾地说：“我过去对你们二婶实在是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他说过这几句话后，没几天便去世了。
苏雪林读到此信，大哭一场，这眼泪，哭的是张宝龄，是自己，也是两个人这段失败的婚姻。他们相爱吗？未必不爱，苏雪林的日记里，虽然有吵架，也写过两个人的“岁月静好”。
他们的婚姻里，做到了彼此忠诚，却做不到彼此理解，这个答案，苏雪林到了最后，还是没有领悟到。
她过95岁生日时，学生问她这一生如何走过，她答曰：“随便过过。”
岁生日时，苏雪林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望：我想回家。
年，苏雪林归乡，岭下村的村民们得到消息奔走相告，人们燃起了鞭炮，数千人在村口夹道欢迎这位人瑞——对于乡亲们来说，这里没有研究屈原的学问家，只有离开家乡73年的游子，只有岭下村的女儿苏雪林。
她坐着轮椅，被推到苏氏宗祠，被推到海宁学舍，被推到老屋。当被推到一间房间门口时，她忽然说：“这儿是我的洞房。”一年之后，苏雪林去世。
~~~~参考阅读~~~~
苏雪林：有时自省有时狂
原载：《同舟共进》年第11期
作者：王鹤
自嘲为“粗制滥造品”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里，苏雪林（—）是饶富特色的一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被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她享年岁，被誉为文坛“超级老寿星”，到94岁高龄，还能撰写自传。年还曾以百岁之身，回到阔别70多年的老家、黄山脚下的岭下村，一时轰动海峡两岸；她兼有作家、教授、学者、画家等身份，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古典文论、时评……样样涉猎，著作等身；她不像同时代的冰心等女作家，为人为文都留给世人温柔敦厚的印象，她曾经参与或挑起文坛的几次大论争，有时还裹进了漩涡中心，却并不显得很惊慌失措。
《苏雪林自传》的自序开篇就说：“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事实上，往往是富于自信或超越了自卑的人，才会自己宣称“自卑”。由苏雪林的自传，的确看得出她的袒露和自负。她自幼聪慧绝伦，当年父亲每天给她和姐姐讲授《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诗源》，为她买回《杜诗镜诠》和李白、韩愈、苏轼等诸多唐宋名家的选集，以及附有注解的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等。苏雪林悉心揣摩，再被诗画均出色的四叔精心指点，悟性极高的小姑娘，诗兴郁勃，竟能写出“古朴劲健”的五古，其中还不乏新奇、警策的句子。
在安庆就读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期间，苏雪林成绩优异，她的作文总是被老师浓圈密点、广为揄扬，加之能诗擅画，才女”之誉，遂纷至沓来，甚至远播至京沪。直到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苏雪林依然写了不少古体诗。她总结，自己的旧文学根柢不是来自四书五经，而是从旧诗歌和旁搜杂览中得来的。
年秋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后，苏雪林以“苏梅”等笔名发表了许多诗文、时评。她与同样才华横溢的同学庐隐、冯沅君、程俊英被称为女高师“四大金刚”。
苏雪林的自传也常常不掩饰地自己揭短。比如，在安庆培媛女学念书时，受虚荣环境的影响，为着想穿华艳衣服而与母亲哭闹不休；就读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时，为保住慣常的第一名，跟插班进来与自己打擂的“学敌”明争暗斗，激起一场大风潮，最后结怨很深，两败俱伤；苏雪林的两位发蒙先生学问平平，授课多错讹。父亲虽然中过秀才，也常念别字。所以苏雪林自嘲是个“粗制滥造品”，她第一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因为写别字、念别字而被学生“检举”，险些被学校解聘。
当时学校聘用教师，很看重学位。苏雪林在北京女高师还差一年毕业，便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法学院，后进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留法三年多，因母亲病重，年提前返国。她曾两次留法，都未得到学位，颇引以为憾。第一次回国之初，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和东吴大学授课，就因为没有学位，名分既不高，薪酬也较低。
苏雪林自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18年，与著名作家凌叔华、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并称“珞珈三杰”。苏雪林生活简朴，但在抗战初期，将嫁奁元，加上十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买成两根金条，共计51两黄金，捐献给政府，“作为抗战经费的小助”。年她到香港工作一年，年再度留法，想寻觅资料研究屈原的赋。两年后抵达台北，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后来到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在此退休、终老。
苏雪林能操几套笔墨，她的语言没有文艺腔，写人叙事，活泼生动。曾被阿英誉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像《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等篇目，描摹活灵活现，议论干脆精准。其学术专著更多，自年出版《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之后，《中国文学史》《辽金元文学》《唐诗概论》等数十种。苏雪林平生投入心血最多的，则是屈赋研究，从年开始历时30多年，有《屈原与九歌》《楚骚新诂》《天问正简》等数本专著。苏雪林自觉独辟蹊径、发千古之秘，却未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有人还讥之为野狐外道。但她自己颇珍视它们：“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与温柔和顺无缘
当年，祖母不愿意花钱让女孩子深造，苏雪林百般恳请而受阻，想到“不自由，毋宁死”，差点想跳入深涧以求解脱，最终如愿考入女子师范学校。从安庆到北京、法国，一路求学，眼界既开，她对自己的包办婚姻不免抵触。与未婚夫通信之中，更看出他为人的淡漠无情，屡屡想解除婚约。但最终还是遵从家长之命，于年母亲去世前不久，与张宝龄完婚，这年她已28岁。丈夫是五金商人的儿子，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英文俱佳，精通造船业务，为人正派厚道，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苏州东吴大学工作时，都很受欢迎。这对新婚夫妇也曾有过浓情蜜意，苏雪林后来在自传里回忆：
我又富于感情，笃于骨肉之爱，夫妇之爱也相当热烈。外子生性孤冷，结婚后，受我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所以我们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得甜蜜。我撰《绿天》诸文又锦上添花写得风光旖旎，情意绵绵，现在想来，只有好笑。
苏雪林的公公张余作有国学根基，曾自修英文，对这位有文化的媳妇非常看重，她写的几本书他都读过，深以为荣，“对待我真似公主一样，所以我甚为感激。他儿子即对我冷漠，也不计较了”。苏雪林与张宝龄都是迫于家庭压力而结婚，感情先天不足，虽然新婚时有过短暂的甜美，相处一长，性格冲突明显，彼此都滋生失望。苏雪林觉得，张宝龄乖戾而偏狭，适宜娶个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半为女仆半为妻子地操持家务、侍奉丈夫，而她并非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之人，其兴致和能力，显然也不在下厨做羹汤。丈夫不容忍她每月接济姐姐、嫂子一二十元，更加深了他俩的感情裂痕。“钱是我教书所得，并未用他一文，他却妒恨得像心里有火燃烧一般，刻难容忍。世间竟有这样的男人，实为罕见！”
婚姻虽然搁浅，新女性依然有旧思维，苏雪林觉得，离婚二字“总是不雅”；当时她开始享誉文坛，也担心好事的报刊会肆意张扬——上世纪20年代后期，她以笔名“绿漪”出版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风靡一时；再者，《绿天》以“美文”写新婚情事，诗意弥漫，亦真亦幻，既有激情充沛者的自溢自恋，也有“美丽的谎言”。比如，丈夫有事赴北京一个多月，不曾寄过只言片语，她却在书中写了十几篇“鸽儿的通信”。《绿天》的缠绵浪漫，不知倾倒了多少读者，赢得不断再版。所以，苏雪林觉得自己“对谎言也该负责”，否则，打破幻象，很辜负读者。
张宝龄年没有去台湾，年在北京去世。他们结婚36年，共同生活不到4年，彼此疏远隔膜，有意聚少离多。苏雪林更多时间是与姐姐相依为命，组成“姐妹家庭”近40年。她晚年觉得，自己因为种种顾虑不离婚，很对不起张宝龄：让他孤栖一世又不能享有理想的家庭幸福。
姐姐对苏雪林体贴入微，年姐姐去世，她哀痛欲绝。她没有子女，丈夫名存实亡，“生平唯有忧郁，不知快乐是何滋味”。苏雪林自传说，“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她于是这么自我安慰、排解遗憾：“百事都从缺陷好。”自己“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
苏雪林爱憎分明，近90岁了还为一生挚友袁昌英编辑文选。她最尊崇、敬重的文化人是老师与同乡胡适，尊胡适为人格伟大、道德高尚、对文化贡献巨大的“现代圣人”。她对胡适的崇拜，始于就读北京女高师时，听来校兼课的北大教授胡适为她们讲授中国哲学史。《苏雪林自传》回忆：
他（胡适）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學、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槅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年胡适去世后，苏雪林悲伤涕泣20多天，写了好几篇文章追悼恩师。年，老太太都85岁了，不满于唐德刚对胡适的不敬之谈，还因“气不过”而写了一组辩驳文章，后来集为《犹大之吻》，自始至终捍卫老师，“自问对胡大师总算效了微劳”。
苏雪林最惹人议论的，则是她对鲁迅的“由钦敬到反对”。她早期对鲁迅评价甚高，称他是最早也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她年11月发表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还在热切地推崇《阿Q正传》等作品，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数量虽不算多，但仅仅《呐喊》《彷徨》这两本书，“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可是，年10月鲁迅去世不久，苏雪林就公开发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力陈鲁迅的“病态心理”“矛盾人格”“文笔尖酸刻薄”，以及“偏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力阻蔡元培参与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顿时引发轩然大波——一来，鲁迅尸骨未寒，此举既有违人情，也很伤害爱戴鲁迅的所有人，遂招来一片骂声；二来，那些偏激、刻薄之辞，背离了论人论事的理性原则，显得很情绪化。就连素来态度温和、对苏雪林也很尊重的胡适，在信里也颇严厉地批评她：“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旧文学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始终倡导“容忍‘异己’的雅量”，鲁迅对他贬斥甚多，他却始终能持论宽容。苏雪林尊胡适为楷模，恩师的境界，她未能抵达。
苏雪林出身在一个标准的旧式家庭，祖父捐官出身，作为能吏而晋升为知县。祖母的短视、专制、慵懒与母亲的贤孝、忍耐、能干恰成鲜明对比。苏雪林年仅4岁就被祖母强行裹了小脚，“使我成为‘形残’，终身不能抬头做人了！”祖母重男轻女，常常令母亲打骂她，童年因此非常压抑。不快乐的成长经历，给苏雪林的性格敷上了忧郁和叛逆的底色。她的文字引发的争议不少，直到晚年，她有时都会自省自责：某篇文章太得罪人，“暴露自己修养缺欠”。她自称“木瓜”，其口无遮拦、出语惊人，既是不平顺的性格使然，似乎也有懵懂、不谙人情世故的成分。
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
苏雪林最深刻、最耐人寻味的反省，是那篇《吴稚晖先生与里昂中法学院——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文章为40年代中期贺吴稚晖八十大寿而写。
到法国里昂留学的第二年，苏雪林和同学们闹了一场大风潮，起因是为学膳费。原来，里昂中法学院虽是中法合办，法方仅提供校舍，中方负担经费。因为大部分经费出自广东，所以广东学生不仅学膳费全免，每月还有几百法郎津贴。于是，几位自费同学动议争取“平等待遇”。自费学生未出国前本已欣然与学校说妥，每年自己负担银元的学膳费，“这比之自费留学英美已不知便宜若干倍”，为什么还要闹呢？苏雪林解释，银元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贫寒之家负担起来仍觉吃力，若能不出岂不是更好？所以他们不顾出国前与学校立有契约，要求豁免这笔费用。学校不答允，风潮遂起。苏雪林家境也不算很宽裕，银元是父亲找一位本家借的，因此同学一邀请她去闹“平等待遇”，她就答应了。
一些学生除了贴传单，“将吴先生和几个学校当局，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们还几次把吴稚晖招到教室质询，以“徇私”“植党”和种种污蔑不实之辞，加以指控。“吆喝之声，连校舍的墙壁都为之震动。”一向关爱、宽待学生的吴稚晖，不得不黯然离校赴英。
苏雪林等人争取到“平等待遇”，不仅为斗争胜利沾沾自喜，还写了几篇宣言寄回国内各大报纸发表，标题是《开庭审判吴稚晖》之类，报刊则夸他们为“二十八宿闹天宫”。她分析这次风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五四运动“动摇了数千年来封建的壁垒，冲决了最森严的礼教的藩篱，打破了蒂固根深的传统习惯”，令个人主义大倡，青年人醉心于大破大立，“以叛逆为美德……以破坏为当然手段”，不免有呵佛骂祖、抹煞一切的“狂”，和壁立万仞、唯我独尊的“妄”。“字典和人类良心上所有‘爱戴’‘尊敬’‘感激’那类字眼，到唯我主义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的。”
回首往事，苏雪林深感当年的孟浪、无理：不遵守契约；为谋私利而无事生非，且美其名曰争公理——
闹到后来，竟完全忘其所以，觉得自己的动机非常光明纯洁，举动非常悲壮，俨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极力与黑暗及不公道搏斗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们举动者，非视之为“懦夫”，则斥之为“叛徒”。
人到中年、阅历已多的苏雪林，深以年轻时的背信、食言为耻，也悚然心惊：
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之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
假自由之名以行恶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恶而反以为善尤可怕，以其可以流为“暴民政治”而不知。
这一番忏悔，有由衷的内疚、羞愧，严厉的自我鞭挞，以及明晰、深刻的反思。她说，自己今日作此坦白，对吴稚晖先生诚然是多余的，但“若不如此则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
年少轻狂，原本不足为奇，难得的是，有多少公众人物肯这么回头审视、自我批评？她这篇“自白”的篇幅不算长，却胜过好些鸿篇巨制。无论苏雪林为文、为人是否曾经偏颇、焦躁，有这篇深挚的自剖自省，可知当时年近五十的她，已经有静水深流般的从容、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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