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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河是人类历史上的水利工程，汇集了人类的经验、知识、智慧和技艺。作为文化遗产，运河无论是历史表述、工艺技术还是文明交流的原真性，都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同时，作为世界遗产的一类，需要我们对其知识谱系，特别是专业性有所了解和掌握。我国是运河遗产大国，历史悠久，形态多样，水资源丰富，但对联合国的运河体系相对陌生。文章对联合国运河遗产谱系做一勾勒，供学界参考。
关键词：运河遗产；遗产事业；知识谱系；操作性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智慧。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构成，全长近公里，已有多年的历史开凿记录。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区调研时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年11月13日，习近平到扬州考察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今天，运河周边省区都在大力开展运河文化带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等工作。因此，在大力推进新运河遗产工程时，有必要了解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知识谱系，进而创建中国运河遗产范式。
一、运河作为世界遗产范式的背景
（一）名录失衡与全球战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后的20多年中，联合国遗产委员会逐渐意识到世界遗产名录存在三个明显的缺失：一是名录类型过于粗糙，现实中的许多遗产难以被所规定的遗产类型包罗；二是遗产名录类型缺少跨国、跨区域、跨族群，以及复杂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类型的遗产；三是遗产类型和地区分布不均衡。在已有的个项目中，有项文化遗产，而仅有90项自然遗产、16项文化与自然混合型遗产，且绝大多数世界遗产分布在发达地区，尤其是欧洲。为此，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年开展了一项全球性调查。调查表明，世界遗产名录中区域性和类型性失衡，类型上主要包括历史城镇和宗教纪念建筑（基督教建筑、重要历史时期的和精英主义的建筑）。相比之下，所有活态文化（livingculture），尤其是传统文化所占比重明显不足。年，ICOMOS和IUCN（国际自然保护组织）从区域、历史年代、地理分布、主题四个方面对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再次进行分析，发现导致名录失衡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性不均与提名程序及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过程相关；二是数量不均与遗产项目认定、评估及评价体系有关。IUCN的调查数据表明，自然和混合型遗产在全球不同区域的栖息地分布相对均衡，但对热带/温带草地、热带稀树草原、湖泊系统、冷冻荒漠、苔原和极地等遗产属地和属性重视不够，造成代表名录少。
随着全球战略的推展，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不断突破遗产定义的限制，努力去认识、保护那些生动的、凸显人类与土地共存、人类互动、文化共存，以及精神性和创造性表达的遗产项目，进而扩展世界遗产的定义和范围，使其更好地反映世界文化和自然财富之全谱（fullspectrum），并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提供具有包容性的框架和具体行动的范畴及方法。年，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启动了一项旨在提高名录代表性、均衡性和可信度的全球战略，以确保其反映世界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多样性。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区域性调研和主题性专家会议，深挖遗产项目类型的丰富度，提高缔约国的遗产申报意识和能力，以帮助那些失衡名录的遗产项目能够顺利申报。这些努力取得的成就包括：
（1）增加新的缔约国成员，截至年，新加入公约的缔约国达39个，其中很多是来自太平洋岛屿的小国家，还包括东欧、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2）推出新的世界遗产范畴，在原来的遗产类型基础上，增加了诸如文化景观、线路遗产、工业遗产等；
（3）扩大了地理和区域范围，今天的世界遗产涵盖沙漠、近岸海域和小岛，非洲，太平洋和安第斯次区域，阿拉伯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亚和东南亚等，同时，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举行和举办相关主题会议和主题性研究，成功引领了世界遗产公约在这些区域的实施。
（二）运河遗产类型的出炉
在这一背景下，运河作为遗产的特殊类型呼之欲出，年9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加拿大召开的运河遗产专家会议上诞生。会议详细讨论了运河的概念和参与世界遗产提名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建议。从运河遗产类型的出炉可以清晰地看到联合国遗产类型名录不断扩大、细化、完善的过程；同时，又将相关的遗产研究成果引入世界遗产事业中。这些比较性的主题研究与世界遗产定义的扩展、新范畴的确立和执行直接相关，而且通常是与缔约国合作进行的。从内容和形式上为相关遗产地及其类型的评估提供了语境，奠定了基础。这也表明，世界遗产名录表面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操作性行为，而事实上包含着专门、专业和专家的深入研究，如果缺乏这样的研究，便无法提出专业性指南，也无法具体进行指导。
年，“运河遗产”专家会议的报告记录表明，除了专业性外，还具有代表性，特别是那些运河历史悠久的国家和地区。与会专家除了世界遗产中心及加拿大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外，还有来自ICOMOS、TICCIH（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的成员，也有来自加拿大、瑞典、印度、法国、美国、中国、斯里兰卡、马里、荷兰等国的专家。为了涵盖运河遗产这一新文化景观类别的基本内容，他们在5天的会期中讨论并确定了运河遗产的定义、价值及其产生影响的领域，进行了原真性和完整性管理，并形成了条文，希望加入年版《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相关条文中。因为随着遗产事业的拓展，原来的公约操作指南也需要与时俱进。作为特殊的遗产类型，修改意见须突出运河遗产的技术和方法特点。专家报告最后提出，亟须发展相关技术或方法，以便明晰测评运河及其附属景观原真性的可能性和可信度。有鉴于此，该会议在年版《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标准基础上扩展出一个指标矩阵（见表1），以保证运河遗产保护项目的规划、执行，以及在继续利用等变动中，仍能探知该运河遗产的原真性。但专家们面临两个巨大的困境。其一，遗产申报本身是遗产地的一个重大事件，遗产项目如何在主动、全面、系统的“保护行动”中仍然保持自我的特性和特色，这是专家思考遗产地原真性（authenticity）时必须面对的第一个理论悖论和实践困境。换言之，“保持自我”是一个重要原则，不能因此而降低遗产本身的主体性。其二，运河遗产地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设计和建筑，其使用上表现出历史语境的特殊性，然而有时某种学术研究概念一旦进入带有操作性的工具层面，可能会产生含混、言人言殊的情形。比如原真性就是一个例子，原真性的语境化作为其根本形式与运河作为历史遗产，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明显的悖论。也就是说，运河作为一项历史工程，其承载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新价值、新技术以及不同时代价值的注入，而原真性的原则是使运河工程保持本真，这也是操作性与学术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操作实践方面，专家更倾向于用“社区参与”这样的概念，而将原真性的多义、复杂的语义停留在原则性和学术层面。在运河遗产的具体操作指标方面，专家希图通过更切实可行的目标，以达到对运河的认定和保护，即使是原真性，也要使之具体化。专家为此设计了一个效果矩阵（theresultingmatrix），但并非意味着以一种指导性或机械性的方式来使用，只是在考虑那些显而易见、相互依存的因素的整体范围时，提供一个引导性的框架，以便最终提供一个整合诸因素的概貌。该矩阵用关键词及其下级解释性指标（explanatorysubcriteria）勾勒出一个一般性、非排他性的轮廓，以指导和协助申报者考察运河遗产地的原真性，该考察表不是要求具体运河遗产申报项目对每个指标机械作答，而是希望能引导申报者把运河遗产的原真性视为一个整体，使其诸要素综合体现运河作为遗产的原真性。
表1：运河遗产原真性考察指标矩阵
二、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实施规则
联合国遗产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操作性。运河遗产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成果，该战略旨在不断提高名录代表性、均衡性和可信度。然而，专家们同时面临理论的应用及实践的困境，而遗产体系越细化，矛盾和困难就越多。年版《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只有47页，到年版，已扩展至页，就是一个说明。运河遗产和其他一些特殊遗产类别，如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城中心、运河遗产和线路遗产，这些特殊类别均为全球战略多年来在专家的研究和非欧洲代表性不足区域申报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可以从表2清晰地看到。
表2：世界遗产名录按主题分类统计表
表2中的数据表明，在相关遗产分类中，除国别、提名时间、遗产大类外，增加了以“主题”为指标的选项，“主题”区别于“类型”（文化、自然、混合型），特别是以地理学景观的视野予以分类，包括森林、海洋与海岸、城市、文化景观。这是以地理景观的可视性为视野，对世界整体性“观察”后的勾勒和划分。尽管这样的分类仍然存在一些遗产无法被囊括的问题，但可以看出有更多原来不曾列入的遗产类型已经进入联合国遗产体系之中，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启动全球战略的原因在于对名录失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