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听《八分》，道长提到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不错的一些国家，除了东亚地区常被提及的中国、新加坡、日本，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乌拉圭。不过限于节目时长，他没有给出更多解释，这一下勾起了我的兴趣。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拉美地区早已被疫情攻陷，乌拉圭又是如何成为防疫典范的呢？

北邻巴西，西接阿根廷，东南濒大西洋，乌拉圭是南美国土面积第二小的国家，全境仅有17.6万平方公里（对照江浙沪总面积约21.9平方公里）。很多人说，万的小人口基数使得乌拉圭更容易控制病毒传播。然而，同样只有万人口的巴拿马，已出现近30万确诊，余人死亡。

▲乌拉圭地图

因为像一颗钻石也被称为”钻石之国“

略有些尴尬的是，在我想要弄清乌拉圭成功控制疫情的关键时，发现从去年12月底以来，乌拉圭的新冠病例正经历急剧增加。今年1月10日更是确诊例，刷新单日确诊的新高。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月21日，乌拉圭全国确诊例，累计死亡人。乌拉圭的防疫神话似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暴发后的前八个月，乌拉圭都出色地应对了全球大流行，保持了极低的感染率。即便是在如今，该国每十万人的确诊数仍远低于邻国巴西和阿根廷，后两者为乌拉圭的近五倍。

▲图片来源：MatildeCampodonico/AP

年3月11日，新任当选总统路易斯·拉卡列·波乌（LuisLacallePou）宣誓就职不到两周后，乌拉圭首次报告了新冠确诊病例，其中3例由西班牙输入，1例由意大利输入，两地都是当时欧洲的疫情中心。

48小时之后，拉卡列?波乌迅速宣布全国进入预防性的“健康紧急状态”，暂停所有公共场所活动，并对世卫组织认定存在风险国家的入境人员实行强制隔离。

“我们正面临复杂的局势，但国际社会已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凭借乌拉圭人民的智慧与成熟，我们能够应对这一困难。”总统在第一次疫情发布会上呼吁民众团结合作、保持冷静，“政府将以透明、清晰的每日报告，告知疫情和患者的最新进展。”

▲乌拉圭总统路易斯·拉卡列·波乌（LuisLacallePou）

医院准备和完善检测系统争取了重要时间，从而将疾病在本地传播的第二阶段及时阻断，防止传染病例指数级增长。

就在拉卡列?波乌召开疫情发布会的同时，流行病学家们正在抓紧时间追踪流调。4名确诊患者中的一位时装设计师从欧洲返回乌拉圭后，曾参加一场人规模的婚礼。所有到场的宾客都接受了新冠测试，疑似感染者在24小时内被隔离。最终结果显示，与该名设计师有密切接触的20人均被感染。

更多的封锁措施接连而来。3月16日，乌拉圭新增确诊29例后，宣布全面关闭与阿根廷边境。3月22日，乌拉圭与巴西互相关闭边境通道，当时乌拉圭累计确诊例，暂无死亡病例。

在此并不是想证明乌拉圭的成功之道在于采取了异常严格的防疫措施，恰恰相反，乌拉圭是南美少有的没有对民众进行强制性封锁措施的国家。

总统拉卡列?波乌是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他将自由视为人民前行的“灯塔”，但同时强调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自由”。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一个社会不能完全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个人应理解自己的行为不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家庭、亲友，更会广泛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群体。

回忆起三月底讨论最激烈的那几天，拉卡列?波乌将其称为孤独与内省的时刻。当时的专家团队有两套预测模型，一套估计乌拉圭将有例确诊，另一套预计会有多达25万名新冠患者。

“共和国的前总统、各行业工会、公众舆论都要求进行隔离。所有人都说，对于政府而言，实施强制性隔离是合乎逻辑的，或最简单的措施。但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我不会这么做，强制隔离与我所信仰的一切背道而驰：个人的自由，产生联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

但在史无前例的危机面前，这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大胆的赌博。

最终，政府就采取一种呼吁公民承担责任的策略达成了一致。来自乌拉圭前执政党广泛阵线（FrenteAmplio）的参议员卡洛斯?马哈亚（CarlosMahía）表示，“尽管国会内部存在分歧，但仅局限在经济政策领域，在对抗新冠方面，所有政党都具有统一的目标。”当政府决定降低总统、部长和高薪公务员20%薪酬，成立新型冠状病毒基金时，各个政党也一致赞成。

为起到示范作用，名政府各级官员必须执行居家隔离。同时，强烈呼吁65岁以上高危感染人群居家，并予以政策倾斜。例如，向工商、建筑、农业、家庭服务各部门的1.7万名65岁以上劳动者提供补贴；与乌拉圭超级市场协会达成协议，将8:30—10:00的工作时间优先分配给65岁以上人群，从而降低感染风险。为了鼓励居家办公，公共电信公司Antel还提供了50GB的免费充值，适用于免费的座机电话服务以及1GB的宽带互联网。

甚至早在13年前，乌拉圭就开始推行木棉计划（PlanCeibal）。截至年，该国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拥有一台笔记本设备，能够从学校免费上网。该计划还设立了好几个线上学习平台，这使得中小学受疫情影响被关闭时，学生能够很快在家重新开始上课。

结果是，尽管没有强制隔离，大多数乌拉圭人都意识到了新冠的严重性，从而选择呆在家里。民意咨询公司CIFRA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乌拉圭人接受了居家隔离的建议，不过他们觉得无法%不与朋友和家人见面。许多企业和工会，包括建筑业、零售业和旅游业也都自发暂停了工作。

甫一上任就遭遇百年难遇的全球大流行，拉卡列?波乌可以说不幸的，但他同时又是幸运的。一般而言，只有在民众配合度很高的国家才能推行拒绝强制隔离的政策，年的乌拉圭正具备了这一条件。该国经历了15年的经济增长，社会冲突较少，传统上更加注重协议和谈判，可以说是动荡不断的拉美地区的一座“稳定之岛”。

▲拉美各国对政客信任度中，乌拉圭排名靠前

今年46岁的拉卡列?波乌是乌拉圭史上最年轻的民选总统，他是前总统路易斯·阿尔贝托·拉卡列之子，拥有叛逆的过往，还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冲浪爱好者。此前，左翼政党广泛阵线已经连续执政15年，人们期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能够给乌拉圭政坛“吹起一阵新风”，这也正是他在竞选活动中所承诺的。疫情来临时，新总统和民众正处于“蜜月期”，他勤奋、实干、善于沟通、与人亲近的作风很快赢得了乌拉圭人民的信任。

“拉卡列?波乌成功的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进行清晰的沟通，并且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当其他的一些领导人表现得傲慢自大时，他选择了完全透明。”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AS）蒙得维的亚的代表塞巴斯蒂安?格兰德伯格（SebastianGrundberger）表示。

拉卡列?波乌相信，乌拉圭人能够负责地理解并运用自由。他无法预测病毒从何侵入、如何传播，但某种意义上，他凭借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对乌拉圭人民可能做出的反应的成功预测，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就在新冠病毒在巴西、秘鲁、智利、危地马拉各国加速扩散的夏天，在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区域主任艾蒂恩(CarissaEtienne)将该地区称为“全球疫情新中心”的时候，乌拉圭正在准备逐步开放中小学校，并恢复让乌拉圭人最引以为傲的足球运动。

相比于邻国巴西人群密集、卫生条件落后的贫民窟所带来的传染隐患，乌拉圭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这在抵御新冠病毒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乌拉圭，卫生支出占普通公共支出的20％以上，拉丁美洲的平均值为12％。乌拉圭公共卫生部长丹尼尔·萨利纳斯（DanielSalinas）强调，“几乎%的居民都能获得安全饮用水，这就保障了人们能够完成最简单有效的防疫措施——洗手。”

除此之外，乌拉圭还有两个制胜秘诀：高检测率和专家委员会。

从疫情一开始，蒙得维的亚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莫拉托里奥就明白，自己的祖国无法与其他富裕国家竞争试剂、棉签、移液管和其他医疗材料。起初，莫拉托里奥的一些同事认为，乌拉圭将不会受到全球大流行的困扰——当寨卡病毒、黄热病和其他传染病在拉美各国肆虐之时，乌拉圭始终是一片净土。

但莫拉托里奥通过和在欧洲学者的联系，敏锐地意识到了新冠的巨大风险：如果不进行大量测试并隔离阳性病例，很可能造成在乌拉圭的突然暴发。13岁时，莫拉托里奥看了达斯汀·霍夫曼（DustinHoffman）和里内·鲁索（ReneRusso）主演的电影《流行病》（Outbreak），这让他立志在长大后对抗病毒和传染性疾病。

▲病毒学家贡萨洛·莫拉托里奥（GonzaloMoratorio）

“他是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当他确信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下山了。”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所长卡洛斯·巴蒂亚尼（CarlosBatthyány）评价道。

时间来到年的2月底，莫拉托里奥收到了丹尼尔?萨利纳斯的whatsApp讯息，当时萨利纳斯还没有接任卫生部长，“他说知道我们的团队在做什么，并且想要了解更多。”第二天早上7:50分，萨利纳斯拿着一个热水瓶和一本笔记本前往共和国大学理学院的教室。

萨利纳斯来自乌拉圭的新右翼政党公开市党，该党由前陆军负责人吉多?马尼尼?里奥斯（GuidoManiniRíos）领导。但萨利纳斯同时是一名神经病学家，他认为左右翼是一种谎言，与其说来自右翼或左翼，不如说自己是来自科学。

那天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在向萨利纳斯介绍的时候，莫拉托里奥有一种风雨欲来的预感，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病毒已经悄然潜入乌拉圭境内。

当乌拉圭出现首例确诊的时候，莫拉托里和同事已经完成了使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新冠病毒的测试。几周后，他们研发出一个简单有效的试剂盒，在公共卫生部的帮助下，创建并培训了全国COVID-19诊断实验室网络，通过将检测技术由中心下放至各医疗中心、医院和学术机构，检测效率从几天缩短至了24小时。

截至5月底，乌拉圭每天进行多次新冠检测，其中约有一半试剂盒在本土生产。新冠在乌拉圭流行8个月后，全国死亡人数控制在人以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归功于莫拉托里团队的检测方法。37岁的他也因此被《自然》评为十大人物之一，与其一同获奖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兰娟等人。

也正是由于实现了较低的传染率，乌拉圭能够使用聚合检测（Pooling）策略，在保证准确率的条件下削减检测次数，一次PCR测试最多能够检测16份样本。这种方法最先在足球运动员中推行，随后推广至医务人员、教师、养老院、建筑工人及其他团体。如果结果呈阴性，则可整体排除感染可能性，如为阳性，再继续进行个体研究。之后，又通过矩阵合并技术进一步提高测试效率，从而在二轮测试中更快找到阳性患者。

▲聚合检测原理示意图

乌拉圭的荣誉科学咨询小组（GACH）也体现了这种“从科学的角度看待疫情进展”的态度。该委员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由生物化学家拉斐尔·拉迪（RafaelRadi）、胃肠病学家亨利·科恩（HenryCohen）和数据工程师费尔南多·帕加尼尼（FernandoPaganini）统领协调55位各领域专家。何时开放学校、如何重启公共活动、如何运行公共交通，疫情中的每一项措施，都需经由分析人员和专家顾问的讨论。

“扎实的科学知识、批判、诚实的思维方式以及极强的倾听他人的能力。”这是科学咨询小组中的每一人所力求做到的。他们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优秀的“传播学者”，在疫情中给予民众信心和指导。

然而，据荣誉科学咨询小组消息人士透露，近几日小组的一些成员感到有些“不适”，因为他们对于政府决定究竟是基于委员会建议还是政治考虑产生了“困惑”。在1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宣布将酒吧和餐馆的营业时间延长两小时。但实际上，咨询小组的最终建议是保持开放时间不变。

名誉科学咨询小组的协调员之一丹尼尔?博博内特（DanielBorbonet）日前公开辞职。在给拉斐尔?拉迪和亨利·科恩的辞职信中，他写道：“成为咨询小组的一员对我而言是一种荣誉，各位完成了乌拉圭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难任务——组成一支跨学科、跨部门的学者及科学家团队，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开展工作，以便在面对史无前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向新成立的政府就健康问题提供建议。”

但他还提到，在乌拉圭疫情控制的关键时刻，政府已有数周未向小组进行咨询，甚至采取了与科学相对抗的政策。

博博内特所指的正是12月底以来的新一波病例。正当乌拉圭人愉快地和家人团聚，共度圣诞和新年时，病毒给了人们迎头一击。目前乌拉圭全国的平均确诊率为11％，这意味着社区传播的存在，给后续追踪带来了巨大压力：30%的阳性病例无法建立流行病学联系，在蒙得维的亚，这个数字是45%。在一些地区，卫生系统的指标显示出了可能崩溃的迹象。

▲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在蒙得维的亚海边散步

“从12月初开始，蒙得维的亚的病例翻倍需要14天，现在平均需要37天。在国家层面上，这一数字下降到34天。但仍需要更多的数据，来确定是否已经达到平稳阶段，或者只是再次攀升前的暂时稳定。”拉斐尔?拉迪强调，“一个可行的挽救方法是接种疫苗。这将逐步控制社区传播的状况，将其从不受控制的暴发转变为零星的确诊。”

乌拉圭公共卫生部长萨利纳斯近期介绍了政府雄心勃勃的接种计划。根据该计划，乌拉圭将在32周的时间内为.6万居民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将在16周时间内为包括医务工作者、社会基本服务工作人员和65岁以上老年人在内的60万人接种，第二阶段接种对象为包括教师、45岁至65岁居民在内的90万人，第三阶段将为包括15岁至45岁居民在内的万人接种。

但疫苗仍属于长期的应对方法，如果乌拉圭无法顺利度过眼前的这波疫情，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一个苦涩的二月，过去一年备受赞誉的成功经验也很难不被视作一种幸存者偏差。更多人将把乌拉圭的低感染率归功于较低的人口密度、完善的医疗系统，甚至是较高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使得公共交通不太拥挤）。

对于政府决策是否真的在控制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开始转向怀疑的态度。政府掌握最终的话语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共识。大流行初期乌拉圭政府的表现给了民众希望，让他们以为健康会被置于资本之前。而近期政府偏离科学的行为，似乎是在宣告泡沫般幻想的破灭。就在今年1月，拉卡列?波乌的支持率由60%小幅下降至56%（反对比为23%），但仍是历任总统同期最高。

乌拉圭成功的关键从来不是秘密，主要可以归纳为扎实的科学知识和谦虚的合作。决策者、科学家、国家卫生部门和民众互相配合，时机明确。

但现在，紧密的协作生出了裂隙。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客观活动，政治也不是。希波克拉底的格言很好地描述了人们面对疫情时的困境：生命短暂，科学长存，机会转瞬即逝，经验毫不可靠，判断何其困难。

▲年大流感期间的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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