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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大西洋沿岸国家展开了海上探航竞争，由此开辟了海上新航路。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西欧向外扩张的内在动力，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这一运动的急先锋。

1、传教士中国传教的背景——欧洲宗教改革

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攻革发端于德国，马丁·路德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经过路德宗教改革，新教在德国被确定下来。瑞士的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其中尤以日内瓦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影响最大。

北欧的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丹麦和瑞典，它们是在王权的直接领导下和德国同时进行的，路德的新教思想是其改革的思想依据。经过改革，新教被宣布为国教，天主教旧教势力退出北欧。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尼德兰以新教为旗帜，在加尔文新教思想影响和感召下进行了革命，经过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天主教旧教信仰在尼德兰宣告结束。

除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外，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通过《至尊法》宣布自己为“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断绝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一切往来。

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英国国教成为第三支新教教派。

欧洲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

在德国皇帝和西班牙反动势力支持下，天主教会力图挽回颓局，进行了一系列反宗教改革活动，一方面拉拢天主教的王公贵族，承认他们在宗教事务上拥有更大发言权；另一方面从天主教会内部进行整顿，重振天主教威信。

而天主教下属各修会和西南欧天主教国家更希望通过海外传教的方式扩大天主教影响。西班牙、葡萄牙与天主教各修会的结合，最终促成了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

2、传教士东方传教的本意——击垮伊斯兰

西、葡二国之所以具有较其他天主教国家更为狂热的宗教传播热情，除了要弥补天主教在欧洲的损失以外，还要通过传播天主教击垮伊斯兰势力，夺回被阿拉伯人强占的基督教领土，恢复基督教的光荣。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的广泛传播适应了他们的殖民需要，是其开展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

因此，西、葡殖民者的殖民活动与宗教传播几乎同步进行，有殖民者活动的地方就有天主教的传播。

“胡椒”加“灵魂”被认为是葡萄牙殖民活动的主要特色，在掠夺和垄断香料贸易的同时，葡萄牙人热衷于传播天主教。葡萄牙人航抵香料群岛后，爪哇穆斯林的敌对行动严重威胁着他们的航行安全。

同时，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统治也因周围伊斯兰势力的包围而不能迅速安定下来。

严峻的现实更加激起葡人的传教欲望，他们决定使非穆斯林居民信奉天主教。传教活动首先在爪哇那些尚未伊斯兰化的地区展开。安汶岛和哈尔马赫拉岛北部的情况比较理想，天主教传教士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据点。

但是，在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之后，耶稣会士发现，那里天主教社会的居民愚昧无知，极其野蛮，很难具备成为真正天主教徒的潜质，因此只好回到马六甲。在摩鹿加群岛，葡萄牙人强制推行天主教信仰的做法，酿成了当地人民的武装反抗。

年，德那第苏丹哈伊伦率领穆斯林民众抗葡，捣毁天主教会，联合爪哇穆斯林进攻葡人占据的安汶岛，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新苏丹终于在年取得胜利，迫使葡人退出安汶岛。爪哇和香料群岛的情况如此，马六甲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

3、在菲律宾传教的成功

马六甲天主教徒最多时超过五千人，主要是欧洲人、欧亚混血人和奴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马来人仍然坚持信仰伊斯兰教，马六甲从未成为天主教的传播中心。

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葡萄牙人并不是和平的文化传播者，而是武装的殖民入侵者。在当地，天主教就等于葡萄牙人，葡人之残暴、腐败和掠夺，令传教士也惊诧不已，其结果只能引起穆斯林的反抗，眼睁睁地看着伊斯兰势力卷土重来。

另外，葡萄牙人传播天主教主要依靠其军事力量，在军事力量明显不足，特别是受到当地穆斯林势力威胁的情况下，大部分天主教徒脱离了教会。

与此同时，葡萄牙也把天主教传播到日本。在年德家康全面锁国前，日本天主教徒一度达到七十多万。但随之而来的禁教锁国，使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与葡萄牙传教士的挫折歉收相比，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宗教传播却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入侵与天主教传播也是同步进行的。奥古斯丁派传教上于年黎牙实比初次进行航海征服时随船出航，当年就在宿务建立了天主教堂，开始了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正式传播。

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马尼拉，并在马尼拉修建总督府，马尼拉逐渐成为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中心。年，马尼拉成为主教驻地。除奥占斯丁派外，其他各派亦纷纷派遣传教士前来菲律宾。年方济各会士到来，年，多明我会士和耶稣会士到来，年善行会会士到来，年沉思派教士到来。

在各派教士的共同努力下，菲律宾天主教徒迅速增加。年到年被称为菲律宾传教事业的黄金时期，其间数以万计的人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只有那些极度传统或对天主教抱有敌意者才不准备入教。年后不到十年，大约就有十七万人皈依天主教。

年，其人数达到五十万，约占全菲人口的三分之一。到17世纪初，天主教在菲律宾已经站稳了脚跟，成为在菲律宾影响最大的宗教。

4、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原因

天主教传教士时刻没有忘记中国，他们一直梦想着进入中国，归化千千万万中国人。

最早到达中国的著名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

年，他随葡萄牙使节乘中国商船到日本传教，当他得知日本以中国为心理依托，文化以中国为宗本时，便决心到中国传教。

他于年来到广东上川岛，终因明朝海禁太严而未能进入内地，最后病死在上川岛。

年，“教区牧师”格列哥略·贡撒维斯也来到上川岛，并在那里用稻草搭起一座教堂。但当葡人船只开走后，他和几名中国信徒被当地官员速捕。

年，多明我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来到中国广州，并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

年，奥斯丁会的拉达和马丁由两名西班牙军人陪同，从吕宋来到福建，并在那里停留四个半月。由于有官方使者全程陪同，他们除在官方会见中介绍欧洲宗教外，很少有机会向一般民众传播天主教。

看来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是注定要等到利玛窦进入中国以后了。

5、利玛窦何以成功传教?

利玛窦之进入中国实得益于范礼安和罗明坚的积极开拓。范礼安是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最早倡导者，罗明坚是第一个定居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

万历十一年，利玛窦随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从此踏上在中国传教的不归路。利玛窦先是在肇庆，后来迁居韶州，前后在广东生活了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时间里，利玛窦虽然只发展了几十名信徒，但却建立起两座会院，翻译撰写了不少汉文大主教教理书，初步形成了适应性传教路线，为天主教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著名信徒瞿太素、徐光启都是在广东最早接触天主教的。

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将韶州会院交由郭居静、龙华民负责，自己则随兵部侍郎石星北上，并以儒者自称。过南昌，抵南京，复又折返南昌，并且定居在那里。

南昌是利玛窦为天主教赢得荣誉的第一个中国省会城市。在南昌的三年时间里，利玛窦广泛交结地方大员、皇亲国戚、知名学者和其他社会名流，使自已的处境大为改善，并且首次在广东以外建立耶稣会院，把天主教推进到中国腹地。

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南昌会院，再次来到南京，希望在大明帝国的陪都拓展天主教。

与第一次的黯然离去大不相同，利玛窦在南京受到异乎寻常的厚待与欢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来到北京，贡献方物。在经历了短暂波折以后，终于获准在北京长住。旅居两京时期是利玛窦在华传教事业的巅峰期。他一方面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和儒雅风度赢得了官员士大夫的尊敬和友谊，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同时其适应性传教路线更加成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较好的舆论和人际氛围。

据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称，至利玛窦去世时，内地天主教信徒大约两千五百人，开教地区有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奉教名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征、韩霖、段衮、瞿式耜、张赓等。

6、南京教案

利玛窦时期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结果之一是给新生的中国教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大麻烦，这些麻烦在利玛窦去世后以“南京教案”的形式很快表现出来。

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接连二次上疏，参奏耶稣会士王丰肃，南北科道官晏文辉、余懋孳、徐如珂，礼部侍郎何宗彦等随之而起，要求对在南京传教的天主教士王丰肃、谢务禄采取行动，阻止邪教传播，以正民众视听，“南京教案”爆发。

“南京教案”的发生固然原因众多，但天主教在民间的过快发展和天、儒之间的内在差异无疑是根本和主要的原因。

“南京教案”给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带来巨大影响，万历皇帝以圣旨形式放逐传教士，等于宣布天主教非法；官府对天主教徒的逮捕惩治，表明它在用行政手段禁止天主教传播；更重要的是“南京教案”开启了对天主教的批判运动，反教者从多个方面批判天主教，既奠定了此后反天主教的立论范围，又彰显了天、儒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天主教合儒超儒的计划落空。

“南京教案”以后，王丰肃、庞迪我、谢务禄被遣送至澳门，其他传教士则躲避在上海和杭州的教徒家中，不敢公开活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低谷。

7、天主教在华传播达到极盛

明代中后期的边疆危机为明末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再兴提供了契机。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起兵反明，方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四路丧师，全线溃败，后金政权成为明王朝的新威胁。为了加强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徐光启、李之藻派人到澳门购买西洋大炮，引进欧洲火器铸造技术。

为保证铸炮质量，全面掌握火炮使用技术，明廷允准传教士来京听用。天启三年，葡萄牙头目七人，通事一人，伴随十六名耶稣会士来京。其后，待命澳门的天主教士屡次来京，供职于兵部衙门。除此之外，崇祯时期的修历活动也为传教士展示所长、进入北京提供了机会。

崇祯二年，崇祯皇帝委任徐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则邀请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进入历局，以西洋新法交互参考，最后修成《崇祯历书》。

此时教禁虽未解除，但传教士的受邀进京无疑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方便。崇祯二年，礼科给事中卢兆龙所言传教士“今在长安大肆讲演，京师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浸淫滋蔓”，反映的正是教士进京后天主教在北京空前传播的情况。列举数字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到崇祯九年，宗室奉教者一百一四人，内宫奉教者四十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入教者亦多达八十余人。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称：“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当时全国止十五省，惟云贵未传到。教友约十五六万，内有大官十四员，进士十名，举人十一名，秀才生监以数百计”。至此，天主教在明代达于极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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