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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康熙帝病故。雍正帝上台后，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尤其是苏努案发后，他加重对天主教的处置。

1、雍正禁教缘由——苏努案

康熙后期，进入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胤禛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坚决限制、削弱甚至镇压各诸王的势力，其中，八阿哥允禩及九阿哥允禟就是重点打击对象。

因为允禩、允禟笼络人心，结党谋位，早已是胤禛的竞争对手。

因此，胤禛上台后，逐步将允禩、允禟降为庶人，苏努也因参与允禩、允禟谋夺皇位而遭到镇压。

苏努一家大多数人又是天主教徒，必然使雍正帝对天主教的处置更加严厉，如苏努第六子勒什亨，因参与角逐储位，被发往边疆。

雍正帝在谕旨中指出：

“勒什亨险邪小人，伊父苏努系七十之党，结为生死之交，七十等朋比为奸，摇惑人心，扰乱国是。”

勒什亨被革职，发往西宁。勒什亨是一个天主教徒，到西宁以后，又与其弟乌尔陈和传教士穆经远在附近乡村发展教徒，捐资建造教堂，被人告发，雍正帝大怒，立即召回北京，下狱押禁。

对于此事，陈垣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中有详细论述，他在懋勤殿档案发现雍正朱批年羹尧密折中涉及勒什亨和乌尔陈的史料共有三折，年羹尧在第一折中告密说：

“勒世亨（勒什亨）见臣问好，其狂诈之态如故，臣实不解；库尔臣（乌尔陈）一言不发，满肚怀疑之状；西洋人穆近（经）远，摇尾乞怜之外，无他技也。”

雍正帝在勒世亨旁批云：

“勉强耳，小人之长态。”在库尔臣旁批云：“此人了不得，大可恶者，着实一番心胆的人在此。”在穆近远旁批云：“内中此人留心。”

年羹尧的第二折又说：

“勒世亨兄弟二人，不时令家人装扮，于西大通城外探问闲事，近又买民房十余间，故意使人闻之，若将终身焉，此其山鬼技俩也。”雍正批云：“此等技俩，如何逃得出你的范围，但丝毫不可轻忽。”

其第三折曰：

“贝子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颇知收敛，臣此次路过西大通，未曾见面，盖自臣参奏之后，恨臣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处，臣皆得闻知也。准勒世亨、吴尔慎两人，接臣十里，其语气神气，纯乎诈伪而已，臣惟以大义晓之，令其感恩悔过，亦明知有人使其见臣来探口气也。”

雍正批云：

“苏努实国家宗室中之逆贼，真大花面也，其父子之罪，断不赦他也。”

从以上三折看来，勒世亨兄弟主要是参与谋夺皇位而被充军边疆的，他们到西宁后，继续进行传教活动，从而受到雍正帝严厉的处罚，也更坚定了雍正帝禁教的决心。

后来，雍正帝在接见葡萄牙国使臣买德洛时强调指出：

“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

2、雍正全面禁教

雍正帝不仅禁止宗室信仰天主教，同时也在全国各地禁止传播天主教。

雍正元年(年)，福安县知县以教士在乡村修建教堂一事，上书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要求禁止建立教堂，并将传教士驱逐出境。

雍正二年，礼部议复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疏曰：

“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往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人其教者，严行禁饬。”

雍正帝基本上同意礼部意见，下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同年四月，各地的传教士被押送到广州后，都集中住在天主堂内，不许他们外出行教，也不许百姓入内，“除有年老残疾者听其久住外，余则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作公所，不许潜往居住。”

罗马教廷为了改善与清朝的关系，雍正三年，教皇本笃十三世派遣鄂达尔、伊尔方两位传教士为特使进贡方物。雍正帝召见他们，并下谕曰：

“教化王地处极远，特遣使臣赉章陈奏，感先帝之垂恩，祝朕躬之衍庆，周详恳至，词意虔恭，披阅之余，朕心嘉慰。使臣远来，朕已加礼优待。”

雍正帝虽然热情接待使臣，并赐以锦缎等物，但对他们提出的弛禁要求，不予理睬。

雍正八年(年)二月，福建巡抚刘世明在奏报访查天主、无为等教时说：

“今臣凛遵皇上谕旨，务令默化潜消，察闻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并不供祀祖先。归无为罗教者，阖家男妇老幼俱吃长斋。臣今职为臬司，通伤所属着落保甲晓谕，及大家小户，俱令供奉祖先，敬礼神道，除年老男妇愿斋者听，不许阖家大小俱吃长斋，如一月以后，仍不改邪归正，甲邻不禀首官司，一体坐罪。现在省城之著有成效，不过再行半年，此等邪教，福建凉可潜消矣。”

雍正帝认为不必限制无为罗教，更不必禁止罗教吃斋，但对不祭祀祖先的天主教，必须彻底根除，民风才能归于淳厚。

同年五月，浙江总督李卫上奏要求将杭州的天主堂改为天后宫，雍正帝完全同意浙江总督李卫将天主教堂改为天后宫的意见，朱批“甚好”两字。

雍正十年(年)，原被驱逐出境而暂住广州的传教士，因在广州“不守法度，开堂设教”，被限定三日内移住澳门。

当年六月二十七日，广东总督鄂尔达，会同巡抚杨永斌和观风整俗史焦祈年联合发布公告：

“示谕各处，设有天主堂，向为西洋人居住，后因开堂设教，煽惑愚民，经原任闽浙总督臣觉罗满保题请，尽着回国。今方玉章等不守法度，开堂设教，日增月盛，甚为贻害地方，合行驱逐，移住澳门，限三日内起身，倘有不遵，务令地方文武严拿。”

广东总督鄂尔达为了执行公告的精神，派遣广州府会同广州城守将带领兵士，催促传教士起程。七月初二日，终于将广州城内30多名传教士全部移赴澳门。

3、乾隆时期的禁教

乾隆继位以后，同样实行禁教。

年，教皇本笃发布“自上主圣意”通谕，严厉谴责嘉乐的八条修正案，重申严禁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指令，使教皇与中国皇帝的矛盾更加激化，到乾隆十一年(年)，终于在福安发生处死传教士的流血事件。

福安是福建的主要传教区，多明我会士白多禄从菲律宾到福建传教，雍正二年(年)被驱逐出境，乾隆三年(年)他又潜回福建，在福安大肆活动，发展教徒2千多人，引起福建当局的严重不安。

乾隆十一年，福建巡抚周学健逮捕白多禄等14人，解送福州，奏请将主教正法。乾隆帝批准周学健的请求，于第二年四月，将白多禄等人在福州西门外处决。

与此同时，乾隆帝向全国发布谕旨，再次强调禁止天主教传播。在康、雍、乾禁教时期，北京虽然还有一批传教士，但他们主要从事科技和绘画等工作，而教务活动已一落千丈。

嘉庆十二年(年)，北京东教堂被火烧毁，不准重修，原住在东堂的传教士迁居南教堂。嘉庆十六年，北京西教堂的传教士离京回国，他们到达广州时，巡抚把他们交给英国商人，英国人愿意招待他们住在商馆，但声明无法使他们返回本国。

“由于这些传教士是意大利城邦的人，它不仅距离大不列颠相当远，而且实际由另一个国家统治，而这个国家与我们长期交战，”最后，这几个传教士前往马尼拉，希望经过太平洋和大西洋回国。

自此，在京城的传教士已销声匿迹。传教士离京不久，西教堂旋即被毁。不久，北教堂也被拆掉，院落屋宇，贱价出售，整个北京城只剩下一个南教堂了。

到道光十七年(年)，钦天监监正高守歉辞职回国，监副毕学源也“因疾致仕，从此，钦天监不复用西洋人。”第二年毕学源去世，“北京西士，踪迹遂绝，朝廷即将南堂封没入官。”

直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依靠炮舰打开中国的门户，传教权被列入不平等条约，才出现新的变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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