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明天，也就是年9月14日，是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百年诞辰。S码书房引进了他的四本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个九月，他的三本长篇小说《休战》《破角的春天》《感谢火》将先期与大家见面。贝内德蒂基金会主席奥滕西娅·坎帕内拉女士特意为这四本作品撰写了下面这篇精彩的序言，相对全面地介绍了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情况。

生　平

马里奥·贝内德蒂于年9月14日出生于帕索德罗斯托罗斯（PasodelosToros），一座距离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三百公里的小城市。举家迁往蒙得维的亚后，在祖父（为改良一间乌拉圭酒窖而从意大利移民而来的酿酒师）和曾研读化学的父亲的影响下，贝内德蒂进入深受科学家推崇的德文学校就读。然而，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对文学情有独钟。贝内德蒂很小就学会了阅读，在德文学校便开始了写作，学习刻苦。尽管纳粹主义的到来导致他只在那里念完了六年小学，但这段经历不仅令他掌握了一门语言，还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家中拮据的经济状况让贝内德蒂在中学读到一半时就不得不立即参加工作，多年来从事过的行业不胜枚举。只有当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作品在乌拉圭成为畅销书后，他才能够专职写作——尽管记者的工作也是他谋生的手段之一。从年轻时起，活力、智识层面上的好奇心和拓展眼界的欲望，都使他热烈地生活着。他做访谈，撰写旅行笔记和评论文章，同时也担任过著名的《前进》（Marcha）周刊的文学主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文学中，创办了哈瓦那美洲之家文学研究中心，并曾任教于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人文系。在与终生伴侣露丝·洛佩兹·阿莱格雷结婚后，贝内德蒂频繁地旅行，但政治立场和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到来却成为了他背井离乡的原因，辗转于多个被他称作“替补祖国”的地方生活：先是后来因收到死亡威胁而逃离的阿根廷，之后是秘鲁、古巴，最后到了西班牙，在那里一直生活到乌拉圭独裁统治结束，并将西班牙的临时住宅几乎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贝内德蒂严肃且公正对待的文学评论工作、和蔼可亲的性格，使他与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许多作家建立了友谊。而政治斗争和对左翼思想的表达，也为他招致了无法将文学与政治区别对待的人们的憎恨以及对其作品的不公正评价。贝内德蒂的文学产出十分惊人，一生共创作了超过九十部作品，并以不同的强度涉及了几乎所有体裁。如果说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贝内德蒂广受赞誉，那么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则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即便如此，在西班牙语世界的各个角落和超越语言边界之处，贝内德蒂的作品所激起的欣赏、爱意甚至崇敬，仍然令他成为了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诗歌不仅影响了年轻的诗人，更改变了众多读者的生活，这是许多作家所渴望达到的境界。从很早开始，贝内德蒂就渴望与读者建立一种深刻的交流，在成功实现了这一点后，他获得的不仅是赞誉，更在普通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从年开始折磨妻子的重病，令贝内德蒂无法离开心爱的城市蒙得维的亚，露丝离世后，他依然在那里生活，直到年5月17日去世。

作　品

诗人、小说家、散文家，马里奥·贝内德蒂一直以来都将自己视为乌拉圭人和拉丁美洲人。从童年起，在他对文学的热爱萌芽之时，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便成为了他天然的创作背景，他作品中的舞台，以及他笔下人物存在的理由。贝内德蒂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乌拉圭的和平时代，通过描述蒙得维的亚小资产阶级的平庸和苦闷，成为了枯燥日常的记录者。他的《办公室的诗》（Poemasdelaoficina，）将日常生活、中产阶级和城市语境引入诗歌，彻底改变了拉普拉塔河两岸的文学氛围。短篇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Montevideanos，）和长篇小说《休战》（Latregua，）更是让这一革命性的改变发扬光大，后者是他在国际上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他对文学怀有强烈的热爱，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写作，尽管健康状况很不稳定，直到生命的最后都一直饱受哮喘的折磨。成为像自己崇拜的作家——先是阿根廷诗人巴多梅罗·费南德兹·莫雷诺（BaldomeroFernándezMoreno），然后是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Machado）——那样的诗人，于别人而言这或许只是愿望，但对他来说却是钢铁一般的决心和“顿悟”。

正因为此，他获得了一种代价昂贵但却充满活力的信念，正如《日常集》（Cotidianas）中某首诗所言：需要“像捍卫战壕一样”、“像捍卫原则一样”、“像捍卫旗帜一样”、“像捍卫命运一样”、“像捍卫信念一样”、“像捍卫权利一样”捍卫快乐。这种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建立的信念，是作品与创作者之间所存在的非凡一致性的又一佐证。

我们知道，贝内德蒂把青春奉献给了写作，但也奉献给了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为了用原文阅读，他运用所学的德语，并学习了其他外语。由于工作时间过长，他无法常常参加文学聚谈，但逐渐结识了一些后来将成为杂志社——最初是大学杂志《转向》（Clinamen），接着是由他本人创办的《边缘之地》（Marginalia），最后加入了在乌拉圭文学界影响深远的《数字》（Número）——同事的人。

贝内德蒂对知识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在结识了与自己相守一生的露丝·洛佩兹·阿莱格雷和她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画家）之后，马里奥开始对造型艺术产生兴趣。这种兴趣——尤其是对绘画的喜爱——将持续终生。他与雷内·波托卡雷罗（RenéPortocarrero）、何塞·加马拉（JoséGamarra）、安东尼奥·弗拉斯科尼（AntonioFrasconi）、马里亚诺·罗德里格斯（MarianoRodríguez）和比森特·马丁（VicenteMartín）等各国艺术家成为了朋友，一生收藏了数量不多却很美的作品。

二十世纪中叶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生活拮据、新婚燕尔、全身心投入于文学之中的贝内德蒂。他撰写评论文章，创作短篇小说，但写得更多的是诗歌——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诗人。在贝内德蒂看来，诗句是实现他想要与读者交流这一伟大的生命和文学目标的最佳工具之一。他曾说过：“我写作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是为了让身边的读者读懂我的生活。”

终其一生，贝内德蒂都是这样做的，因而走近了一代又一代刚刚接触文学的年轻人。但最值得一提的是，贝内德蒂不仅留在了他们的灵魂之中，也留在了他们不再年轻时的阅读中。正因为此，贝内德蒂的国际影响让他的作品被译成了非常多的语言——据我们所知，有近三十种。

贝内德蒂逐渐开始以评论家的身份获得了一些奖项，其中一部在一项散文比赛中获奖的作品，有着一个对不远的未来非常重要的题目：《当代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中的扎根与逃避》。从那时起，我们可以指出一种根本性的特征，即对待生活的态度与创作方向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非意味着因循守旧，而是人类同其所在语境之间展开的和谐对话，以及与一段丰富、有争议性、激荡的人生的相通之处。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在不让事先选取的表达工具决定自己会找到什么的前提之下，来研究他作品中出现的宏大主题。正是生活、思想和情感的变化，激发了某些主题的创作灵感。

基于这种一部分出于主动选择、一部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生活，有一种力量贯穿了贝内德蒂所有的作品：承诺，不仅仅是政治承诺，更是社会和情感的承诺。

马里奥·贝内德蒂曾在一首诗中提到“良知的暂时安宁”，这是他做人和作为作家的前提。在此基础之上，他对作品的构思基于人和创作者与其所处环境的持续对话，同时也经过了自身反思与原则的筛选。在欣赏贝内德蒂作品的过程中，人们会认出自己。从年轻时开始，贝内德蒂便感到最重要的承诺是作为公民的承诺：人类应该感到社会政治的变化是与自身相关的，而如果公民是一位作家，那么他的政治关怀便可能在作品中得以反映，尤其是在生命中某些特定的阶段。

这种关怀，无疑是贝内德蒂政治立场和美学决策的基础。这一点在他年出版《近旁的他人》（Próximoprójimo）一书时便展现无遗：在同名的诗中，他引用了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句：“在生死关头，永远/应当与最近处的他人站在一起”。这种博爱的情怀，对与自己平等之人的